最出彩的自然是在木兰围场周边举行的皇家陆军实兵演习，京畿卫戍区的精锐部队体出动，以第一军对第三军，双方七万人的部队将在为期十天的演习中展露自己保卫北京保卫皇帝的能力和决心。
当然在日本本洲岛上的各部队也不能闲着，在松平志男求之不得的情况下，两个师的部队从富山东向出击，以日本北部重镇长野为目标，与日军第四师团在黑部与直江津一线的山地对峙，持续着低烈度的对抗。
出乎我意料的是天海国与日本国都没有向我奏报，也没有请求调停。看来这两边都急需要死掐来缓解国内的注意力。
整个东北亚都没闲着，国各省已经面完成了军改工作，所以秋季便是国大练兵的季节，从北疆的朱格朱尔山麓，到南疆的吕宋行省，从最东的关岛守备军到最西的伊犁驻防军，国各省都举行了规模不一的军事演习，国大练兵正式拉开序幕。
首先分出胜负的，是第一军和第三军的军事对抗，在我亲自主持的实兵演习中，第一军无论从指挥官素质，还是单兵素质，技战术方面都面压倒了第三军，尽管双方的装备，兵员人数都几乎完相同，但是兵员素质和作战经验，以及军队传统方面，第三军都面落在了对手的后面。
双方的将官素质也是差异极大，第一军的指挥官几乎都是赫赫有名的名将，而第三军则还有相当多的凭出身当上指挥官的原满洲都统们，这也给了我清洗无能将军的口实。第三军的指挥官变动极多，一大批我近几年慢慢提拔上来的少壮派军官渐渐掌握了实权。
而根据事前定下的规则，败的一方撤出北京城与胜利者换防，而胜利者则免于参加下一年度的对抗，这样从理论上来说，第一二三近卫军，每两年一次轮流驻防北京。
这三个军，是我的京师安的根本保障，所以，人事方面也是我抓得最紧的三支部队。
而到了11月底的时候，交战的天日双方终于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合战，双方动员总兵力超过了一万人，进行了一次旅级规模的战斗，第一零一镇的一个协在立山到黑部一线与对方第一联队及第二联队负责的大町到白马防线进行了反复的拉锯战，日军的两个步兵联队七千余人对己方的四千五百人的防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持续饱和攻击，付出了近三分之一的伤亡后攻击结束。杀的兴起的湖南籍协统古烈在计算了双方兵力后，趁着对方无功而返的时候，发动了掩杀攻击，以四千不到的对等兵力，给对方造成了近两千人的伤亡，并顺利攻克大町，日军余部两千余人收容残兵，在白马村一带布防，并迅速获得了对方一个旅团的支援。
在这样的情况下，古烈从容率领部队撤回防线。等待敌军的下次进攻。对于他来说，这场战争除了培养杀气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好在明年就可以回国了，这个地方也只是个轮战的地方而已，犯不着为了别人的土地而拼死拼活。
这也是一零一，一零二镇在天海官兵的普遍想法。
所以，轮调命令来的正是及时，十二月，从军部拆分出来的陆军部下达命令，第一零一，一零二镇撤调国内，天海事务由今年刚刚从德国返回抵达威瀛府的第二零一，二零二镇负责。
轮战的格局正式开始，这种格局将持续十多年之久。
对于那两个国家来说，军事上天海国如果离开了我的帮助，他们将迅速被乃木犀典陆军部长统调的大日本王军赶下大海。所以，为了保持日本局势的平衡，必须得撑着他。
军部这次拆分，也开始了中央各部的大洗牌的序幕。
从军部拆分出四个部，兵役部主掌征兵，兵器部负责国防兵器国家层面的研发，招标，以及军队装备保证等方面，海军部维持原样，陆军部则面负责陆军军事部队包括民兵的训练作战。
这样的四个部，配合原有的后勤部，以及本年度新设的总参谋部，构成了军事力量的中央级权力架构。
军事方面的部门，不在内阁管理之列，所以人选部由我以及负责陆海军事务的王大臣醇亲王负责遴选。
而中央各部，也渐渐开始细分，从最早的六部，慢慢扩展开来，渐渐的也形成了近代的行政管理体系，新的各部设置将在明年逐渐与公众见面，随着各行各业的发展，行政体系自然需要扩容，并且建立起一个服务型而不是统治型的行政体系。而随着行政体系的扩大，原有的办公地点也就越来越显得拥挤。所以在勉强将救着使用国会馆的同时，也开始在再南一些的位置开始兴建新的政府办公地区。
而军事方面的机构，则部迁移到城北办公。
到了年底，在我派出钦使调和天日矛盾之后，双方签署了为期一年的停火协议。这也给了新去部队适应环境以及准备作战的时间。
12月10日，瑞典，载滢代表中华帝国皇帝，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与他一起领奖的，还有来自瑞士的杜南的后人，他于1864年创建了国际红十字会，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