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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记下了，随后就谈起与英国的有限沟通问题上来，这方面总参谋部的建议是先最好是自行建立起沟通渠道和操纵在自己手中的人际及利益资源来。随后才能与英国人建立互信和沟通。而在德国方面，则以德国无法明确站在阿拉伯一方反对土耳其以避免刺激土耳其政府为由，让德国人将这一块的事务转交给中国进行。中德之间建立一个通报机制就可以了。在这方面，可能还要向德国施加压力。
这我是赞同的，只是特别指示，在坦克贸易问题上，总参谋部也要拿出可行的报告来给德国人参考，这是对中德都有利的事情，务必要让德国人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同时下一代坦克的开发工作，总参也要派出专门的人力去列装部队和生产厂家居间指导，这方面可以让德国人适度参与等等。
话题再次转回到中东问题上来时，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提了出来，就是暹罗运河的工程是否要真的动一动，否则长时间不做任何动作，会让英国人感觉到这是一个骗局，他们没有压力，就不会与中国妥协，是否应当首先派人进行堪址。我同意了，在这方面，花几个小钱没关系，现在花几个小钱，将来暹罗运河总是要建的，那时候就可以省大钱了。
中东事务的大方向就这么姑且定下来了，总参谋部要忙着给德国人答复，而我也要回宫去听取戴鸿慈的回报，于是会议很快结束，在询问了几句总参谋部吸收海军人才方面的进展后，我就离开了西山，回到紫禁城。虽然总参那边还有一份有关俄国人可能在近期内动员兵力对深入境内的蒙古移民进行大规模清剿的报告，但是在我而言，这条消息已经不值得付出太多的精力了。俄国人想动动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动，也符合我的利益，俄国人和蒙古之间结下的梁子越大，将来他们所承受的回报也就越大。荣庆这个人，近期我就要召见，等马肯森回到北京后再谈一次看一看，到时候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去对付俄国人。
俄国人似乎始终找不到他们应该正面去面对的方向，这些年来他们一直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西，似乎他们一直都没有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这样的民族如果周围的邻居都是弱者说不定会让他们很得意的过上几十年好日子，但是如果他们遇上的是一个个强大的邻居，他们这十几年来承受的厄运实在是他们应该得到的。
见到戴鸿慈的时候，他似乎心事重重，我很清楚他的心事，倒不是为了载沣，对于他这个级别的高官来说，这种单个事务的困难绝不会让他有所犯难。让他为难的，是他的角色似乎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变，让一个天生二号人物命的人去做抛头露面的政府首脑，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一个挑战。
而我，正在慢慢的培养他适应这样的一个角色。
载沣在他的劝说下，似乎有所触动，听内务府的回报说，他已经开始注意起自己的仪容来，每天生活作息也开始稳定下来。戴鸿慈仍然向我建议不要让载沣担任实职，我也听了，只是点头而已。载沣的用处可不仅仅是给他抬轿子，还有一个原来载沣系的人才们的启用问题，这些人或多或少的受到了牵连，要启用他们，就必须先把他们头上的帽子给摘掉。他们数年来受的怨气，总要有一个上层建筑层面的大变化才能消化掉。而且，在皇家宗室的稳定性方面，我也要用载沣做个例子，给其他人看一看，以免皇室特别是小一辈们为了自保又去干一些勾连大臣的事情。
当天下旨给载沣赏贝子俸，第二天报纸上又出现皇帝去探视载沣，戴鸿慈同行的消息，过了几天又下旨给载沣撤去宗人府看守。这连续几条消息，都迅速的让人感觉到一个政治信息：载沣可能要起复了。
而张之洞在六天后的去世，也让这一阵热度稍稍降低了一点，张之洞生前享受了文臣的极品殊荣，死后也被赐谥文襄，归葬故里。
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对这位终生没有外访过的中国第二任内阁总理大臣的故去表示了哀悼，从新闻界的报道上来看，德国的致哀规格最高，他们派出了以马肯森将军为首的致哀代表团抵达北京，中华帝国内阁总理副大臣戴鸿慈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位于北京城南部的内阁办公区域，部挂上了白幡致哀，他们在用这种令人感伤的方式来告别他们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工业革命驱动者——《泰晤士报》简短的张之洞逝世新闻的末尾，这样写道。
虽然英国的报纸还对德国越来越与中国接近表示了担忧和警惕，但是也有相当多的言论对帝国日益失去远东这样一个重要且日益重要的盟友的忧虑。但这都不是什么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兜兜转转之后，英国人民又一次用他们的选票选举出了新的首相——来自自由党的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保守党的国际政策越发的让英国失却了往日的雄风，不仅仅在亚洲，在南美，他们也在渐次的失去了原有的利益，美洲的主人美国人正在逐渐将英国的利益从南美洲驱逐出去。而德国在智利获得了海军基地，也让大英帝国更加的感受到威胁的存在。而即使是在最牢固的底盘欧洲，英国人也眼睁睁的看着德国在这两年玩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