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200多年，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完平等，都是国家的主人。虽然民族不同，但都有共同的国家观念。而清朝，满族无疑是这个国家无可争议的家长，汉族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家庭成员；内蒙古的蒙古族，是家长最重要的亲戚，享有和家长一样的尊贵；藏族按他们自己的话说，与清廷是“供施关系”，是清廷养活和尊敬的僧人；而比较尴尬的，便是外蒙古，他们与内蒙古同宗同源，但却享受不到内蒙古在清朝皇族中的地位。如果说内蒙古是十分认同清朝，可以和满人共同分享家长的权势和荣光，那么外蒙古便是被清朝牢牢控制而又很是疏远的“远亲”。
这样的构成，表面上相得益彰，实则要有强大的武力形成的威权作为后盾，在出现重大的变故，家长无力在维持这种关系的时候便会有“树倒猢狲散”的危机。清朝衰落之后，汉人的革命党喊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藏人开始驱逐清朝驻军，外蒙古的独立活动也就风起云涌了。因为，外蒙古对于清朝的反抗，在蒙古人中，除了西蒙古的准噶尔人之外，是最为顽强的。准噶尔人几乎被清朝屠戮殆尽，那么外蒙古的“内附”又是如何的呢？
清朝对于外蒙古的征服和控制可说一波三折。
在清朝征服漠南蒙古也就是内蒙古之后，又不停的向漠北蒙古也就是喀尔喀蒙古渗透自己的势力。面对清朝强大的压力，原本混战不休的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不得不考虑联合。于是，在1640年，喀尔喀蒙古三部汗王与漠西卫拉特蒙古诸位首领共26名贵族举行了会盟，制定了《喀尔喀卫拉特法典》。《法典》明晰了贵族的权利和义务，调整了蒙古各部的关系，从新整合了力量，共同应对清朝的征服。在这次会盟之后，喀尔喀汗王们策动了内蒙古的滕吉斯对于清朝的叛乱，并亲自率兵支援。但在清朝的强力反击之下，滕吉斯被镇压，喀尔喀派出的援军也遭到惨败。随后喀尔喀诸汗王对于清朝表示了妥协和退让，与之保持了30多年的和平状态。
到1686年，喀尔喀诸部发生内讧，直接导致了准噶尔汗国的入侵，诸部汗王和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一世纷纷南逃到内蒙古境内，寻求清朝保护。清朝康熙皇帝亲率大军迎战准噶尔军并大败之。借着这次胜利的余威，康熙皇帝在1691年于多伦诺尔与喀尔喀各王公会盟，这标志着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正式服从了清朝的统治。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清朝降伏了外蒙古，将其作为征服准噶尔汗国的前哨站。外蒙古诸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承担了清朝征服战争的种种义务。据喀尔喀蒙古文档案记载，在1715年至1735年（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十三年），清朝从喀尔喀四部征调骟马二十三万匹，骡马五万三千匹，骆驼约十万峰，牛四千头，绵羊两百万只，毡子三万块。这是实物征调，还有繁重的徭役，在阿尔泰台、塞尔乌苏乌里雅苏台、塞尔乌苏恰克图的驿站，都要令喀尔喀兵供役，在喀尔喀边境上还设有许多哨所和卡伦。吐谢图汗部共设28座卡伦，赛因诺颜部和扎萨克图汗部共设19座卡伦，在喀尔喀西端还设立26座卡伦，都要派遣喀尔喀兵驻守，而各王公还要为这些卡伦供应一切军需物资，至于清朝军队的物资运输也完由喀尔喀人负担。
这样的竭泽而渔，使得喀尔喀蒙古不堪负重，牧民大量破产，“过度的征集大量骆驼、马匹和绵羊，除了那些两岁的儿马和母马外，最后把牧民所剩下的部马匹都烙上汗的印记登记了”，“无限制的勒索，带来了兀鲁斯人民的破产。”（《蒙古近代史纲》）。于是，成群的人逃到俄罗斯避难。据俄国档案记载，1730年有2091帐蒙古人赶着5210峰骆驼，68465匹马，14962头牛和131610只羊逃到俄国境内。原因是“在此之前他们向中国皇帝以牲畜纳贡。自从洪台吉（指噶尔丹策零）的战争开始之后，繁杂的赋税多了起来。最后为了移居洪台吉地方，受蒙古将军和王的命令，一个不留的同妻子儿女一同参加征战洪台吉的军队。”（赛切夫斯基《中国边界历史笔记》）另据记载，1734年有喀尔喀人935帐逃到尼布楚地区，俄国地方当局将他们用武力遣返。但不久又有540帐逃入俄境，经遣返后，又有227帐第三次逃到俄国境内。俄国是喀尔喀蒙古人曾经英勇抵抗过的侵略者，现在却成了他们避难的港湾。可想而知受到的压迫剥削何等严重。
这样的剥削使得喀尔喀蒙古人对于清朝的不满日益高涨，而1755年冬又发生了白灾和瘟疫，对于卡尔喀蒙古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多事之秋，清朝乾隆皇帝杀死了因为疏忽而放走准噶尔首领阿穆尔萨纳的扎萨克亲王额璘沁，额璘沁是喀尔喀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二世的哥哥。他的被杀引起了诸王公的普遍愤怒，这就引起了1756年的“撤驿之变”。
撤驿之变是以撤驿站、弃哨探为形式的反清斗争。它的发起人青衮扎布是喀尔喀蒙古很有名望的贵族，他与阿穆尔萨纳交好，因此在看到额璘沁被杀后，为求自保，起了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