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是否有精力哄好金慧珠这么年轻的女人，毕竟她们对浪漫的需要太多。生长在不同的环境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金慧珠是理解不了中国人的苦难的。
生为一个中国男人，他们在同伴的竞争中成长起来。上完大学，他们总计要花费父母20多万元的费用。然后，他们领着千元左右的薪水，租着简陋的房子，吃着粗燥的饮食，心痛的支付着交通费。每天太阳没出来就要赶公交车，月亮出来了才能带着疲惫的身体到自己租住的简陋小屋，他们要买下几十万的房子——实际上，这套房子他们最多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权，七十年后房子仍归“国家”——才能安个家，娶个妻子。
娶了妻子，他们就要为孩子奋斗。需要支付至少20万元费用才能把孩子育成。然后，他们的孩子再重复父母的道路。孩子长成后，如果有幸，那他们还有养老金、社会保障，可以苟延残喘。如果不幸，年老体衰的他们还要为自己挣取最后的生活费。更加不幸的是，万一他们“购买”的房子使用年限已到，被“收归国有”，老俩口要么再买一套房子花光所有积蓄，要么沿街乞讨寻找下水道容身……
在中国，男人成功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有事业，也就是有地位、有权力、有钱、有房。没有事业就没有骄傲，没有了成就感和尊严。地位是一个中国男人尊严的象征。当一个中国男人摆脱了生存的最低目标后，事业成了他的唯一追求。
浪漫对于中国人来说，本身是个外来词。在残酷恶劣环境下长大的中国男人，“活着”是基本追求，浪漫已经成了一种奢侈品。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浪漫行为都需要花费金钱和时间来营造——微风吹拂的小湖边，为女友摘一朵不要钱的野花插在鬓边，这或许是最低级的浪漫。然而，你不可能住在湖边，你还需要为到达湖边而付费。
最可悲的是，有足够钱支付浪漫行为的男人，常常没有时间。
在另一个环境下长大的金慧珠，她能理解这样的男人吗？
罗亦安想了许久，迟迟不能下决定。此时，谭彩玲的声音远远飘来，话中带有一丝怜惜：“需要我来帮你说吗？”
罗亦安抬头望去，谭彩玲穿者睡裙，扶着楼梯站在二楼上，一支腿恶意的翘起，蹬在楼梯边放置的一个花盆上，一只手晃着一个红酒杯，杯中的酒红的似她的嘴唇。
罗亦安抬头仰望，从她翘起的腿缝中望见了粉红色的三角裤，一抹微笑出现在他唇边。
谭彩玲毫不在意他的窥视，媚笑着举起酒杯问：“要来点吗？波尔多地区的特瑞萨城堡干红，2000年罐装的，味道很不错。”
对于在国内买到的瓶装法国干红，白领们一般很少谈及它的酿造时间。因为中国进口商常会在国内将不同年份的红酒调配混合后，再推向市场。酒瓶上的年份标示，只代表调配中所用最少比例的红酒年份，当然那也是酒瓶中最古老酒的年份。2000年罐装的特瑞萨城堡干红，当时一级批发已卖到500元左右，到了商场，加上税要卖几倍高，但罗亦安意不在此。
“我是要打电话，你能否回避一下？”罗亦安说：“对了，你这次去欧洲，可以到法国采购几木桶原装酒，记住，要买红色橡木桶装的，那才是陈桶装陈酒。”
谭彩玲摇摇摆摆地走回卧室，边走边说：“得了吧你，来蒙我。那种陈年老酒桶可是比酒还贵，我去买下这样的酒桶，我疯了吗？”
乘谭彩玲关门前的空隙，罗亦安扬声说：“酒装的酒桶都要回收，你只要注意别让酒桶染上异味，第二年带着空酒桶去采购，那价格就下来了——这第一次采购，酒钱由我出，怎么样？”
房间里恢复了寂静，罗亦安拿起了电话，拨通了金慧珠手机。
电话迟迟没人接，许久，电话里传来了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是罗君吗？”
“是我”，罗亦安自嘲地笑笑——尴尬的开头：“你还好吗？”
“托您的福，还好”。
“我最近出差到南太平洋，刚回来，听说你来过，怎么一去没了音信？所以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
“呀，您能想起我，不胜荣幸。您的同居女友还好吗？请替我问候她。”金慧珠的话里充满酸溜溜的味道。
“还好还好”，罗亦安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了，罗君，我要调往中国公司工作了”，金慧珠故作轻松地说。
“啊，那我不是要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