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人几乎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叔叔被分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注」布特哈旗文革期间曾划入黑龙江省,文革结束后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现名扎兰屯市),在牧场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在那里遇到我的婶婶,三十多岁才结婚。八十年代以后,叔叔曾担任扎兰屯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自治区呼盟农业局局长等职。一九八九年,叔叔调回农业部廊坊某干部学院,现已退休。

    确山解放后不久,政府就公审枪毙了确山县恶霸地主李自新。当时我父亲随祖母住在确山老家,公审大会那天我父亲也去看了。李自新身上有不少血债,其中一个苦主声泪俱下地控诉,家大人小孩老人七口都李自新的家丁杀害,只有她当天因为回娘家才躲过一劫。当时一起被审的还有李自新的狗腿子刘定方,会场上有人领着喊口号:“打倒李自新,人民得翻身!打倒刘定方,百姓获安康!”不过,李自新这个人却一向同情共产党,当年共产党被国民党抓时,经常跑到李自新家里藏着,李自新有好几百家丁,国民党也拿他没办法。但解放后,李自新功不抵罪,公审大会结束后就把他拉到会场旁边的一块空地上,还是把他给枪毙了。李自新的狗腿子刘定方则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

    等到国解放、尘埃落定后,祖母又带着我父亲和我叔叔回到开封,一九五○年,父亲小学毕业后上了初中。由于一九四八年跑反时丢掉了大部分财物,没有收入来源,家里经济已经比较拮据。因此,尚年少的父亲也就挑起了生活重担,每日挑水、干家务活。为了生活,祖母把省政府对门那一套大宅子卖了,当时卖了约二亿元(「注」旧币,相当于1953年币值改革后的二万元),在那个时代也算一笔不小的财富了。但是,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祖母生活很不节俭,加上老家来的亲戚这个借、那个要,短短两年时间就把这笔钱散的一干二净。

    一九五一年的“八一”建军节,我的父亲十六岁时恰逢中原军区(「注」中原军区属第四野战军,当时司令员为林彪,政委为罗荣桓)到学校挑人,于是参加了解放军,被分配到河南省公安总队政治部,成为一名公安部队战士。当时的公安部队是现在公安机关的前身,职责上则类似于苏联的“契卡”,虽然也穿解放军军服,但左臂上有一个盾形臂章以示与一般部队的区别。历史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出身于国民党官员的少爷、小姐们,在革命大浪的推动下几乎都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与柱石。当时祖母家的大门上,并排挂着四个“光荣军属”的牌子;无论什么时候召开拥军大会,祖母总是坐在最前面。

    父亲刚参军时,曾经在开封市北土街原河南省银行大楼内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正在搞“三反”斗争,没收了很多资本家的财物,有怀表,金笔,还有衣服,都堆在这里,雇了几个流浪孩子挑拣。一次,在挑拣一件资本家的西装时,一个流浪儿发现衣兜里面竟然有一根金条。后来那小孩把金条偷出来卖给一个收破烂的,那收破烂的给了他几块钱。不过,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还是被查出来了,收回了金条。河南省银行大楼是一栋三层高的老式楼房,围成了一个天井。当时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十六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竟然会孤苦伶仃地死在这座大楼里。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五、镇压反革命

    刚解放时,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暗藏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爆炸、投毒、暗杀甚至聚众暴乱事件此起彼伏。为此,一九五○年三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一年时间内,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接连发布《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等一系列指示,并于一九五○年底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我父亲参加公安部队时,恰逢“镇压反革命”高潮,父亲所在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与枪决。不过父亲当时在政治部,没有亲自参与行刑。那时国家专政机器的工作效率真是高:仅仅在一夜之间,所有专政机关一齐出动,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小小开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