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夏季，《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形势。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大鸣大放”竟然是毛泽东的“阳谋”，为的是“引蛇出洞”。接着，《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和《事情正在起变化》两篇文章正式宣告了“反右”风暴开始。那些昨天还做出一副和颜悦色、虚心接受批评样子的领导们一夜之间变了脸色，变得声色俱厉、杀气腾腾。在“引蛇出洞”这条毒箭的射杀下，我的父亲不幸应声落马，被打入另类。那一年他才二十二岁，新婚仅仅四个月。
父亲当时毕竟太年轻，而且他提出的意见也只涉及文化局某些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并不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的，没有右派言论，因此定个“右派”似乎又不太够格。于是在领导的授意下，整他的人又罗织编造了几条罪名，把他定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并被判劳教五年，押送农场改造。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开封市相国寺剧场召开了市文化系统批斗宣判大会。随着主持人一声厉喝，市文化系统里揪出来的右派、坏分子被押上台来接受批斗，胸前挂着表示各种罪名的木牌。会场上不时爆发出“打倒资产阶级右派×××”和“打倒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的口号声，让被处理的人深刻感受到“专政”的滋味。很多“右派”、“坏分子”早就被高压压垮了，不是垂头丧气，就是战战兢兢。然而我父亲始终不服，被押入会场时高昂着头，哪里有口号声他就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哪里。押送他的几个人见他如此不老实，就硬拽着他的头发往下按，让他低头认罪。我父亲也是火暴脾气，拼命往上昂头，于是头发被人大把大把地拽下来。
令我父亲惊讶的是，批斗会上表演最积极的人并非父亲身边的同事，而是那些从未谋面的四、五十岁的街道妇女代表。虽然父亲跟她们素不相识，然而她们喊口号时那种咬牙切齿的仇恨劲头，仿佛她们跟这些右派、坏分子有杀父之仇一样。制度就是这样使人变得冷漠残忍，人人为了保自己，对陷于不幸的人落井下石。父亲单位里的多数同事都是有气无力地动两下嘴皮子，实际上他们心里明白得很，这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纵有天大本事，也完成不了“反社会主义”的大业。只是当时政治高压令人生畏，谁也不敢直说罢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才知道那些在批斗会上积极表演的人里，也有很多在后来的“反右倾”、“四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被专政，其中包括把父亲定为“坏分子”的那位领导。
那时候还喜欢定指标，连“反右”都要完成指标。挖空心思“揭露”别人，成了一些人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的捷径。告密不再为人所不齿，而是成为当权者大力提倡的美德。一些单位的领导在开会部署本单位反右时总是说：“××单位才××人就揪出××个右派，咱们单位这么多人怎么就揪不出来几个？可不能落后呀！一定要揭露我们单位的右派分子！”中国的政治运动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就如同击鼓传花一样，每次运动、每个人群里必须产生一些倒霉蛋，就看鼓声停息时花落谁家了。在这种情形下，要想不出冤假错案，那才算咄咄怪事。
当时大姑在一所高中任教，算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不能幸免。学校里也很想再揪出几个右派，于是出身前朝官僚的大姑自然就成了优先考虑对象。有一段时间，学校领导轮番动员大姑给“党”提意见，试图来个请君入瓮。然而，大姑自从解放初镇反时受那一次刺激后，异常厌恶政治，对时事不闻不问；任凭那些领导如何诱导，就是不提一句意见，只是反复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好得不得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党。诱导者有些着急，试着引诱她上当，就说共产党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错误啊。然而大姑早已森严壁垒、滴水不漏，回答说共产党就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一点儿缺点都没有，百分之一百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