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牌上分别写着：“资本家”和“小业主”。此后在北京街头，在其他城市街头，我父亲也曾多次见到这种情景，不过有的是戴着胸牌，有的是背上别着个白布条。每当看到这些标志，我父亲的脑海里都会条件反射般浮现出三个字：犹太人（「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强迫犹太人在胸前缝上黄色大卫星标志，以便于同一般人区分并加以迫害）。
在逛到天坛时，我父亲又看到公园的空地上堆满了红卫兵的累累战果：抄家抄来的各种家具，有沙发、铜床、衣柜、梳妆台等，堆得像小山一样；另一堆则是抄来的高跟鞋。展示了一段时间后又让原主去认领，可是这些物品的主人早都被整破了胆子，谁还敢去认领呀。于是，红卫兵就拍卖这些抄来的东西，檀木大衣柜五块钱一个，高跟鞋一块钱一双。看热闹的人不少，但也没几个人敢去买这些代表“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东西。拍卖那天我父亲也去凑热闹，看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坐在一把檀木太师椅上，另外一张椅子上则写着：十五元一对。那一对檀木太师椅精雕细刻，非常漂亮，我父亲很是观赏了半天，很想把它买下。但一想马上要到东北去，带着这椅子怎么走啊，也就没有买。现场还有一对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夫妇，大概是西方外交官，在高跟鞋那一堆里翻来翻去，也没挑中什么。当时解放军报社有一个刚毕业分来的大学生，见这个机会赶紧买了一个书柜、一对沙发，找了个三轮车拉回单身宿舍，被领导知道后狠狠批了一通，又给退了。
一九六六年底，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当了记者，化名“肖力”。这位“红色公主”来了还不到一个月，就贴出了一张名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先后打倒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赵易亚，让社长华楠靠边站，成为当时的《解放军报》的最高主宰。大姑父这人特别热衷于参与政治，心想跟着毛泽东的女儿绝对没错，于是步步紧跟“肖力同志”。即便是回到家里，也还一口一个“肖力同志说了”、“肖力同志对我的这个建议很满意”之类的话。都四十岁的人了，表现得却跟小孩子一般，我父亲很是不爱听。大姑父的这种“革命热情”还影响到他的孩子们，当时他儿子有一个跟盘子一样大的毛泽东像章，做得非常精致，拿出来向我父亲炫耀。我父亲伸手要拿来看看，小家伙跟护宝贝一样赶紧把手一缩，神气活现地说：“别碰坏了，这可是肖力同志送给我的！”
“肖力同志”在《解放军报》期间还颁布了一条圣旨：假如刊登的文章中有“毛主席”三个字出现时，必须透过专门的设备看清楚，以保证背面上的同一个位置，没有“打”、“死”、“灭”、“杀”之类任何带有贬意的文字；如果某一版刊有毛泽东照片，那么就必须得审查清楚，以保证该版别的照片不能有人把枪口指着毛泽东的方向。《解放军报》是军队的报纸，照片上扛枪的多，“打”、“死”、“灭”、“杀”之类的字也多，于是解放军报社的秀才们每天都为此忙忙碌碌的，眼睛都瞪绿了。此外，“肖力同志”在《解放军报》社前后，其党羽们还捏造了一个“阴谋绑架肖力同志案”，为此株连、陷害了不少人。
由于熟知“肖力同志”的上述老底，因此当我把魏××写的那篇《壮哉！李讷》拿给我父亲看时，我父亲微微一笑，说：“壮什么壮？不过是过了气罢了，当年她风光的时候，也厉害得狠呢！”凑巧的是，这位魏老先生的一位堂侄以前也在铁Z局工作，而且和我父亲是莫逆之交。
《解放军报》作为“两报一刊”之一，政治地位不亚于一个大军区。因此，来报社的大人物也多。有一次，我父亲和大姑父一起从外面回来，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大姑父一看，露出无限景仰的神色，小声对我父亲说：“看，那是林副统帅的车，他到报社来了……”不过，从院子里经过的那段时间，林副统帅始终没从大楼里出来，我父亲也就没见到他本人。
当时大姑的一个上中学儿子参加了红卫兵，烧书、破四旧、抄家都参加了。大姑父总是教育他：抄家时千万别走在前头啊，有人万一拼起命来可不得了；要打人你就往意思一下得了，千万别下死手。当时被打倒的华楠他们“威风扫地”，每天在院子里扫马路、扫厕所。大姑的小儿子当时才十来岁，却也早就被教育得充满了阶级情感，一见到他们就走上前去，恶狠狠地说：“好好扫！扫干净！好好接受改造！”一天大姑恰好看到了，把他硬拽回家，打了两巴掌，教训道：“你小孩子家懂个屁！少搀和这些事！”那小子还挺委屈，申辩道：“阶级敌人么……”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三、水深火热
一九六六年秋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也降临到我母亲居住的小村庄。河南这个地方很怪，自从解放以后无论什么政治运动来了，河南都总是站在潮头浪尖，甚至还花样翻新地想别人之不敢想，做别人之不敢做。在滑县老家，也成立了以郑八为首的造反组织，天天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