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它。那母鸡仿佛报恩似的，病好后每天下一个鸡蛋，下七个才歇上一天。
由于鸡蛋实在太珍贵了，因此我的父母就把这个鸡蛋看成是宝贝，部留给我，而自己从不舍得吃上一口。特别是我母亲，对母鸡下的这个蛋盯得尤其的紧。当时我们家有个邻居，家里有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其中一个小名叫玉梅，也很穷。有一天，玉梅她妈抱着最小的孩子，在我们家鸡窝前转悠。见我母亲抱着我站在窗户前看着鸡窝，于是就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又转悠过来，又看见我母亲在盯着她，于是又走了。正在此时，我睡醒以后哇哇大哭起来。母亲哄我睡着以后，赶紧又盯着鸡窝，却看见玉梅她妈从鸡窝前离去，手里似乎攥着什么东西。母亲慌忙跑出来，人赃俱获。
但是玉梅她妈好不容易才给她的孩子们偷了个鸡蛋，自然不肯轻易放弃。两个怀着舔犊深情的女人就这么争吵了起来，各不相让。于是，从不与人红脸的、瘦弱不堪的母亲像发疯一样扑向玉梅她妈，硬是从她手中抢回了那个鸡蛋，还把她浑身上下抓得都是血印子。玉梅她妈等我父亲下班回来后，哭着向我父亲告状，不明就里的父亲为此还打了我母亲一个耳光，母亲很委屈。后来我母亲回忆说，当时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勇气，把玉梅她妈看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因为自己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她偷走这个鸡蛋，我的孩子就没吃的了！”
就这样，那只母鸡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后来它老了，不再下蛋了，但我们家仍然不舍得扔掉或者吃掉，无论是从东街搬家到东关大队，还是从东关大队搬家到南住宅，一直养着它到一九七八年。在东关大队住时，老母鸡大概吃了地里有农药的种子，回到家里已经不行了。母亲一看，连忙把小刀用酒精烧了烧，把它的嗉子割开，把里面的食物取出来洗干净，又用在酒精里泡过的针线给它缝上。结果，老母鸡居然又奇迹般地熬了过来。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五、援助非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国人民虽然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统治者总是爱到处打肿脸充胖子，号召人民“节约最后一个铜板，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要钱给钱、要粮给粮。我国援助“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总计达七十亿美元，结果霍查分子用这些钱修了一万多个纪念碑、三万座碉堡（「注」当时阿尔巴尼亚国人口才二百万人）。甚至我国援助的优质无缝钢管，也被阿尔巴尼亚用来当电线杆子。除了“明灯”以外，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注」这个政权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年的短短三年之内，消灭掉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口）、越南、朝鲜……浪费在这些国家的民脂民膏真是不计其数。
当时，铁Z局也担负起一项光荣援外任务：帮助修建连接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坦赞铁路。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长一千八百六十公里，部由中国出钱、出人一手建成。这条铁路大部分位于坦桑尼亚境内，沿线遍布高山急流、森林峡谷，到处不见人畜炊烟、惟见毒虫猛兽；更可怕的是当地疟疾流行，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怪病，比如说萃萃蝇，人一旦被它咬了就会总是昏昏欲睡，再也无法苏醒。铁Z局的工人们到了以后，因为没有条件运输施工设备，只得从位于坦桑尼亚境内的起点站开始修路，修好一段就往前挪动一段，工程浩大，条件艰难，前前后后修了将近十年才最后完工。
坦赞铁路据说是到现在为止我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线建筑桥梁三百多座，火车站九十多个。为了修建这条铁路，有六十多个工人献出了生命。如今这些工人埋在异国他乡，据说现在连坟墓都无人打扫。一次无偿援助人家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已经超过了当时中国的国力承受能力，因此当卡翁达（「注」当时的赞比亚总统）和尼雷尔（「注」当时的坦桑尼亚总统）向我国提出这项请求时，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不敢赞成。不但是中国人难以承受，就连国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拒绝了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领导人的援助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