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考虑一贫如洗、物资匮乏、吃不饱饭这几条，那么当时工人们上班倒也还是很悠闲自在的。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四岁刚记事的时候，常随父亲一起去单位上班。通常在点个名以后，就看到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躲在树阴下乘凉，把报纸撕成细条，卷进散烟叶抽。要么海阔天空、山南海北地吹牛，要么用石头子在地上画个格子，下“十八子围老虎”棋。还没到下班，工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溜回家了，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着从单位偷回家的各种物品。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为希望活着
尽管我们的家庭一贫如洗，甚至连个安身之所都没有，但看着两个孩子茁壮成长，我的父亲母亲却充满了希望。那时粮食不够吃，我的父亲母亲都省下自己的口粮保证两个孩子的发育。饥饿是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我的父母在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越是离家近，越是感到饥饿，经常要扶着墙才能勉强走回家。由于父母的悉心照料和为下代的无私奉献，我和姐姐除了少数特别困难的情况外，都是又胖又壮。对，只要有希望，只要孩子在成长，一切痛苦和磨难自己都可以忍受。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思想的真实写照。
刚到太谷时，单位也盖了集体宿舍，但是必须要夫妻两个都是城市户口的才分房子。我母亲是农村户口，就只好租人家的房子住。那时对农民的户口歧视简直是令人发指，不但没有口粮供应，找不到工作，甚至连房子都分不上。本来家里生活就困难，还要额外负担房租。我们家最早租住的房子在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对面小巷里。手工业管理局大院里住着一对大学毕业的夫妇，男的叫刘云龙，当时任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女的叫王梅玉，当时任太谷县妇联主任。我们住的老式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于是我母亲天天要到手工业管理局门前的公共自来水房去挑水。时间长了，经常与王梅玉打照面。按照太谷当地的风俗，女人一般是不干挑水这样的重活的。当时我的母亲年轻漂亮，但衣着破旧，王梅玉与我母亲打照面次数多了，便产生了好奇心。于是她向周围人打听，了解到我的母亲没有工作，家里十分困难。
王梅玉夫妇当时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刚刚，一个叫强强。由于王梅玉夫妇都有工作，孩子放在家里没人管，经常生病。于是有一天，王梅玉在我母亲挑水时叫住她，问她愿不愿意看孩子，两个孩子每个月十八块。我母亲一听，正求之不得，于是答应了。
和今天那些给孩子吃安眠药的小保姆们不同，我的母亲诚实、心地善良，对人家的孩子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照顾，无微不至。后来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形：每个星期六王梅玉来接孩子的时候，小孩就又哭又闹不愿意回家，回去了不是感冒就是发烧拉肚子，一来我们家就好了。王梅玉两口子见我的母亲为她看孩子如此尽心尽力，既惊奇，又感动。后来有一天，王梅玉找我母亲唠嗑，打听我母亲的身世，我的母亲就把家里成分不好挨批斗，嫁了男人却受到婆婆虐待，自己没有工作生活困顿的情况，跟王梅玉讲了一遍。言者声泪俱下，闻者泣不成声。于是，王梅玉在感动之余，下决心帮一帮我的母亲，在一家县办集体企业——太谷线材厂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当时，太谷线材厂革命委员会有一个头头叫邬××，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起家的，他风光时腰里别了两把盒子炮，人称“双枪邬司令”。王梅玉跟邬××一起住院时认识了，王梅玉跟他一说，邬××就同意了。
由于当时的政策不许农民自由流动，即使是当临时工，也必须要有城市户口。可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于是我前面提到的、我的义父王凤刚就把自己妻子的户口本借给母亲冒名顶替，才得到这份工作。所以直到现在母亲身份证上的姓名都还是别人的名字——张云霞，而不是她自己的本名——张秀菊，这就是那个年代给我们家留下的一个特殊烙印。虽然用“张云霞”这个名字已经三十年了，可我的母亲总是感觉这个名字很陌生，仿佛不是自己的名字。
当时的太谷线材厂位于太谷县城东大街六十六号，是一家生产铁丝、铁钉等线材的企业，共有职工二百多名，后来渐渐增加到三百多名，在太谷县也算一个比较大的企业了。我母亲初来乍到，自然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用猪血糊一种可以盛酒和豆瓣酱的篓子，每天干十二个小时，工钱七毛钱。编织这种篓子是太谷线材厂的前身“织箩社”的一项业务，也是太谷本地的一种传统工艺。由于制作工艺复杂，加工过程又脏又累，现在大概已经淘汰失传了。当时，不要说年轻的妇女，就是一般的男人也不愿意干这样的脏活、苦活，因此当时厂生产这个的只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人员不够，才有了这个临时工作。可是，我的母亲对这个工作激动不已，因为这毕竟是她的第一个相对固定的收入来源。
我的母亲是吃苦长大的，人非常勤劳厚道，还特别要强。我的母亲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说自己“不行”。因此，她干起活来特别塌实，不但不偷懒，而且还特别有眼色，总是替老师傅把很多活都抢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