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露面，一到争待遇、争小车时就都出来了。刚才他又跑了一趟，就是送一个副司令员的女儿到大学去的。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两年，我的父亲忙着到处汇演，两年间在外调演、排练时间几乎占了一大半。当时父亲单位虽然天天都要上班，但一般都没什么活干，即便有，也都是在磨洋工。偶尔有几个特别忙碌的，肯定都是在利用公家的设备和原料忙私活，比如用整块的不锈钢磨成菜刀，用钢丝造弹簧给自己家沙发上用。看到领导来了，就把私活收起来，装成干公家活的样子。不仅是他们单位，当时父亲他们去汇演的不少单位都是这样。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四、公元一九七六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正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前夜。元月八日，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动乱岁月中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他的逝世顿时使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的父母也身戴白花和黑色臂章，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总理而流泪。七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逝世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病卧在床，难以视事。“四人帮”乘机翻云覆雨，倒行逆施，搞了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另一方面，人民忍受程度已达到极限，暗暗积聚着力量。反抗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涓涓细流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汇聚成了汪洋大海：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上，数百万人民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向封建法西斯暴政说“不！”尽管后来这场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它宣告了离“四人帮”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这场运动中，铁Z局的工人阶级冲在了最前列。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首声讨“四人帮”的檄文《扬眉剑出鞘》，就是出自铁Z局建筑处机械厂的青年工人王立山之手。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正在北京探亲的王立山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上贴出了那首令人回肠荡气的千古绝唱《扬眉剑出鞘》：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这首传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被亿万中国人民传诵的檄文，引起“四人帮”的阵阵恐慌。他们把该诗列为“四五”事件中的“001号反革命案件”，可见这把锐利的长矛，确实刺痛了“四人帮”的要害和心脏。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深夜，发生了二十世纪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唐山大地震，整个华北地区都处在强烈的摇动中，连太谷县也受到波及，震感十分强烈。强烈的震动把父母惊醒，他们迅速抱着我和姐姐逃到了户外，然后父亲又返身回屋把那台珍贵的收音机抢救出来。不过，这次震动后就没什么动静了，房子也并没有倒塌下来。不久，太谷县医院里转来了一些地震中的伤员。接着市面上谣言四起，例如“唐山只剩六个活人”，“地裂缝把整个城市都吞了”等等，把大家弄成了惊弓之鸟。唐山大地震时，我已经依稀记事。那一段时间，每到傍晚，县的地震警报就发出“呜，呜”的鸣响，此起彼伏。当时，谁也不敢回屋去睡，大家都拿着被褥、椅子坐在远离高大房屋的旷野。那时虽是夏天，但到了夜里还是感觉颇冷，我父母抱着我，坐在椅子上困守天明。朦胧中我记得邻居家的大哥哥，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穿着军大衣坐在我的前面，背对着我。不仅是太谷县，当时整个北方，人们都露宿街头。后来，我的父亲找到了单位一辆报废以后被拆除了座位的吉普车，每天晚上，父亲都把那台收音机用棉被包好放到床下，然后家人步行几里地到那辆破吉普车里睡觉。
唐山大地震隐隐露出了经历“文革”洗礼之后，中国人道德沦丧的苗头。地震发生之后，有很多人不是去抢救伤员，而是忙着摘取死人身上的手表；在地震中倒塌的商店中的的物资遭到抢劫，不仅是粮食、衣物，连跟救灾一点关系都没有自行车、缝纫机也被抢走。附近郊区的农民，更是开着拖拉机，成群结队地进城趁火打劫。还有一些人，趁机浑水摸鱼，乘着人们无衣物遮身敝体大肆强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