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是贫农成分,找村干部告状。村干部就吓唬我的外公外婆,地主份子要是胆敢把贫下中农踹了,那就等好吧。外婆本来也很厌恶舅妈,但一听这话,又惊又怕,只得赶紧劝舅舅不要离婚,并且在家把舅妈当神仙伺候着。舅舅早对舅妈厌恶透顶,见离婚也不成,索性连家都不愿意回。
文革期间外公外婆挨整时,心地不善的舅妈不但没有给两位老人以任何安慰,反而落井下石,对两老人颐指气使,甚至还在家里批斗二位老人。外公外婆在外面挨了斗,回家还要受舅妈的气。外公这人感情比较麻木,不会多想;但外婆却是个心细之人,于是天天自己生闷气。后来舅妈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因照管不善而导致后天痴呆。舅妈根本不亲孩子,部推给外婆一人。
一九八○年,舅舅因工伤致残退休回家,看到舅妈更是厌恶,便怪罪外婆当年不该反对二人离婚。舅舅因婚姻不幸而常年心里郁闷,脾气暴躁,自然少不了跟外婆生气。外婆一连几十年处于被欺侮、被压制的地位,负担又重,此时儿子也不理解自己,更是有苦说不出,终于积怨成病、积劳成疾。加之本来就有肝炎,故而来我家以前就得了肝硬化。当我的母亲回到老家时,外婆已经不能行走,腹水使她的肚子肿得象一口大锅。我的母亲在听到医生说,外婆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为了能让外婆能够享些福,硬是把外婆从老家背了回来。肝硬化的晚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但是外婆来到我们家以后表现得很坚强,每次我们与她在一起,她都慈祥地微笑着,忍着痛。
太谷县的医院已没有办法了,我的母亲就怀着一线希望就带她到地区医院,省城医院去;省城大医院没办法,我的母亲就四处打听偏方,经常是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连夜租个拖拉机去山里、农村寻找;听说有一种远红外治疗仪有些效果,我的母亲就赶紧买回家一台。然而为时已晚,外婆的病早已成为不治之症,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
我的母亲只好天天买一些大鱼大肉给外婆做着吃。然而,外婆由于肝功能的原因,也总是吃不了几口。有一天,外婆对我说想吃山楂做的糖葫芦,我就上街去买,当时太谷县做小生意的人还比较少,卖糖葫芦的更少。我在城内转了整整一个上午,偏偏市面上没有卖山楂糖葫芦的,只好买了一串跟山楂味道完不一样的“秋海棠”做的糖葫芦。尽管不遂其意,但外婆仍然夸我,说这个外孙孝顺。
即便是疼痛异常,外婆也从不在我们面前显露,硬挺着跟我们过了一个春节和元宵。元宵节过后,外婆也自感来日无多,于是催促着回到老家去。于是一九八五年正月十七,我的母亲又送外婆回老家去。我和姐姐都舍不得外婆走,外婆就紧紧地握着我们俩的手,安慰我们说回去养好了就回来。
我当时还惦记着外婆的话,总是幻想着哪天外婆能够好好地回来。可是二十多天以后,我的母亲和外公回来了,当我看到母亲脚上穿着的白鞋时,(「注」河南滑县风俗,守丧要穿白衣白鞋)我才明白,我永远也见不到疼我爱我的外婆了。得知外婆的噩耗,我不但异常悲伤,而且非常愧疚,因为我从没好好报答她一天。那一段时间,我上课时总是想起以前外婆疼我的情景,想起我小时发下的誓言,要到二○○○年开小轿车接她,顿时泪如泉涌,老师劝、同学劝、父母劝,但谁都劝不住。按照滑县的规矩,外姓人是不用给外婆戴孝的,但我坚持要戴,整整戴了一年。直到十年以后的一九九四年,我上大学四年级回老家时,还跑到外婆外公合葬的坟上,抱着墓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命苦的人,从小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年轻时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置下点土地,就被划成了地主;接下来丈夫被抓,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然后就是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一辈子受歧视、受迫害、忍饥挨饿……什么样的罪都遭过了,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了,什么样的气都受过了,可是生活刚刚由苦变甜,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哪怕是多活上三年五载,享上几天清福也好啊。人间的事情,为什么总是如此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