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老工人，老婆大概是近亲结婚的原因，有遗传性精神病，疯了好几十年；一个女儿也是先天残废；一个儿子还算活，但有先天性心脏病，接了老孙的班在铁Z局工作，后来单位没活干就在家待着。家人就靠老孙的退休工资生活，还经常不能照点发放。老孙解放前曾经在伪满洲国的日本工厂里当童工，就说：连日本人也没拖欠过工钱。老孙的残废女儿后来嫁给外省的一个农民，有肺结核病。母亲看他们家可怜，就到线材厂帮着那个上门女婿找了个临时工，不久线材厂垮了，生活又没有了着落。当时我母亲在糊灯笼挣钱，一看他们家生活如此艰难，就把糊灯笼的手艺都传给了他们家。糊灯笼要先用铁丝焊灯笼架子，需要购置点焊机，太谷县没卖的，当时我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还领着老孙的儿子到太原买个点焊机一起抬回来。老孙家生活困难，儿子找不着对象，母亲就帮着给找了一个，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后来我父母随我到武汉落户，临走我母亲又领着老孙家儿子到太原，把以前生意上的伙伴都介绍给他们认识，还把我们家房子借给他们放灯笼，算是让他们靠糊灯笼有了个生路。老孙那家子也属于那种不怎么有良心的人，母亲搬来头两年还经常打电话来，都是问生意该咋做，后来上了路，电话也很少打了。二○○三年夏天，我母亲在教会了我舅舅的孩子做灯笼的手艺后送他到太谷做灯笼谋生，让老孙家把占用的我们家房子腾出来，他们家还好大不高兴。母亲到老孙他们家时看到他们家五口人竟然买了三台二十九寸的彩电，顿顿大鱼大肉的吃。回来后母亲说这土包子开了花可真是会作妖。
俗话说上行下效，也许是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和姐姐二人从小就一直同情、帮助弱者，看到身边可怜的人，不帮一下子自己心里就过意不去。我姐姐在山西财经学院上学时，班上有个稷山县的女孩，家里是山区农民，特别的穷，每顿吃饭都是买两个馒头，就着自己家里带来的咸菜。当时我姐姐有铁路免票，每个星期六都回家，走的时候母亲总是怕她在学校里吃不好，给她做很多好吃的带走。后来才知道，姐姐每次到了学校以后，把母亲做的大鱼大肉多半给了那个女孩子，自己却吃的很少。我在上初中时邻班有个学生，大概比我大两岁，有佝偻病，他们班上同学都欺负他，也没人跟他玩。我总是看到这个学生下了课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主动跟他一起玩，后来成了好朋友。到高中时，班上有一个转学借读的学生，有一只手长了六个指头，也是被人冷落，我就经常和他在一起温习功课，每天放学时都用自行车送他回家。
在不危及自己的情况下尽量地帮助弱者，凭良心做善事，是我的父母留给我的一项美德。我不喜欢唱“大公无私、舍己救人”之类的高调，我觉得，要是大多数国人能够做到同情弱者、扶危助困，那这个社会也不至于像现在乌烟瘴气。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六、北方旅社
铁Z局三处机关搬走以后，成立了一个太谷办事处，管理以前留下来的房产和家属院。原来处机关所在的那个大院因为靠近火车站，因而改成了一个旅馆，叫“北方旅社”，由一些本单位的知青和家属经营，每年要上缴几千块钱管理费，自负盈亏。那些知青和家属吃着大锅饭，一个比一个懒。客房里墙壁自从七十年代处机关进驻时粉刷了一遍以后，从来都没有粉刷过；顶棚早已破旧不堪，露出不少黑糊糊的大洞。由于是“大集体”性质，也没有人愿意投资，整个旅社没有一台电视，餐厅里连个冰箱都没有。旅馆就是这样，有时客源少，有时客源多，因此没有冰箱，买回的肉和菜放着就不新鲜了；如果不提供伙食，客人住宿就很不方便，不愿意住。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旅社里买了一些卤猪蹄，时间放得太长了。一位客人吃饭时点了猪蹄，吃着吃着，里面竟然爬出一条蛆来。那客人比较老实，说，怎么生蛆的猪蹄还卖呀？结果，旅社的职工仍然收了人家饭钱。久而久之，旅店的生意越来越清淡，门可罗雀，别说上缴管理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