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末夏初，槐花开放，整个校园都沉浸在沁人肺腑的清香之中。
我刚上太谷中学不久，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三次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党政分开”的原则。那时侯我已经渐渐开始关注政治，总是觉得那一段的气氛颇让人怀念，国上下都充满了对话、协商气氛。那时太谷中学也召开了几次学生与学校领导之间的对话会，别的学生都是提的诸如伙食、住宿、教师安排等问题，而我则因为关心中苏关系，非常幼稚地向学校领导提了一个问题：“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表明苏联愿意和中国搞好关系，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三大障碍？为什么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不能友好相处？”校团委书记眨了眨眼睛，回答说：“这问题我回答不了，你得问赵总书记”。于是哄堂大笑。
考上太谷中学以后，我倒是记住了初中的教训，学习还比较用功。但是学习中我的长处与短处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学世界历史，脑瓜特别好使，几乎是过目不忘；学语文写文章，常常获得老师夸奖；学几何代数，却显得比较吃力。特别是代数，简直是每节课都听不懂，而且还常常走神。我在数学上能力较弱，其实在初中三年级就表现出来了，当时虽然我的数学是满分，考了班第一，但我们的数学老师，我记得好象是姓温，在评卷时对我说：你做证明题时，明明有捷径你不走，总要绕几个弯子，虽然这样也没错，还是给你一百分，但是以后上了高中，你可能会比较吃力了。结果，事实证明温老师看得真准。
一九八七年前后，正是费翔在中国“一把火”的时候。春节时费翔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四月份大兴安岭的大火就烧起来了。老百姓都说，这把火是费翔这小子放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对费翔着迷，特别是女同学们。我也喜欢费翔的歌，这也是我这半生唯一一次对流行歌曲发生兴趣。在一九八七年班里的新年联欢会上，我唱的歌就是费翔的《故乡的云》。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十、“老战友”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的一天，我的父亲接到一封信，原来是一位在部队的老战友陈××写来的，信上说他出差路过山西榆次，从别的战友那里获知父亲在太谷，想来看看。父亲刚当兵时，不过十六七岁，而这位陈××大概只有十四五岁。两人分别三十多年，期间世事沧桑，如今老友即将相见，父亲动了感情，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顿时眼泪滂沱。接着，父母按照信上约定日期，跑到一百多里外的榆次，把陈××接回了家。
那天我放学回家，一进门就看到一个衣着体面的中年男人。那人身材颀长，头发虽然秃顶了，但从五官看得出来，年轻时他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人。据陈××自我介绍，他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文革结束后平反，担任了北京《扶贫报》主编，混得很好，认识许多大首长。说罢，递上了印制精美的名片。我父亲很重情感，有了“老战友”这一层关系，就每天好酒好菜地招待他。母亲人心善，听到他的悲惨遭遇，也是同情得不得了。于是那一阵子家里每天都是满桌好菜，满桌好酒，只是把我母亲忙坏了，一顿饭要做十几个菜，还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的干干净净，熨的整整齐齐。
本来陈××来时只说在家里住上几天，但是住了将近二十天，和父亲叙旧叙得没什么话好说了，也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此时我母亲有些疑惑，总感觉这人说话时眼神不太地道，似有图谋。我母亲在商海里沉浮了几年，也比较善于察言观色，听他跟我父亲谈话，谈自己的经历和现状，经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于是更加疑惑了。
那时我父母工资一个月加起来也不过一百来块，可是光招待陈××二十天就花掉四五百，而且还要天天请假招呼他。长此以往，没谁能陪得起，再加上母亲对他心存疑惑，就更不愿意他久住了。于是就借陈××说自己马上要去广州开会的机会，为陈××收拾好行装，又买好车票，弄得他不走不行了。父母二人又把他送到榆次，到了榆次车站，火车来了他又磨磨蹭蹭地不肯上车。母亲见状，连忙帮着他把行李送到车上，这样他才不得不怏怏而去。
陈××走后没几天，就发来电报，说自己手头很紧，要求速汇款一千五百元，接收人居然是另一个名字“陈×”。因为我母亲曾说过现在卖彩电特赚钱，他就在电报上最后画蛇添足地说了一句：“彩电大量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骗子的诱饵，因为当时中国尚处于短缺经济时期，高档消费品特别是彩电十分紧俏，非一般人物可以搞来，一个报社编辑哪有这么大能量？连父亲也觉得这人肯定是骗子了。
但父亲念及往日战友情谊，说，混到这个份上挺可怜的，干脆只汇五百好了。母亲最讨厌的，就是不靠勤劳而靠坑蒙拐骗弄钱的人，于是坚决不同意，说家里的钱都是咱们一块一块挣来的血汗钱，凭什么给一个骗子？既然他来骗我们，就说明他根本就不念什么战友情谊，我们何必自做多情？他要真困难，开口讲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