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会有不少豪华的轿车停在女生楼门口。知情者告诉我说，这些都是接那些“傍大款”的女生们出去过夜的、大款们的车。
有些女生“傍大款”，有些女生则出去卖淫。刚进学校时，我们山西老乡聚会，我认识了一个女老乡。那个女生长得在我看来算中上等，但身材不错。当时她还显得比较有才华，学校广播站经常播送她写的一些稿子。后来学校搞时装表演队，她还成为模特儿。上大学头一年我们还挺热乎，经常在一起聚一聚，但后来渐渐地各忙各的，很少来往了。到一九九三年的一天，我突然在开会时听到老师传达她被开除的处分。原来，本来家庭条件还不算差的她到大城市生活了几年，看着到处的诱惑，大概渐渐地感觉到钱不够用了，就跑到学校附近一家大宾馆里做起了皮肉生意，结果在卖淫时被公安局“扫黄”抓到了。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伴随着农产品价格放开和基建过热，又一次剧烈的通货膨胀发生了，后来有资料说那年物价指数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三。并且，由于粮价放开、取消粮食凭证供应等改革措施的实施，粮食和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反映在学校里，就是食堂饭菜价格涨了一倍半，质量还不断下降。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当时大学总务后勤这一块是肥缺，食堂的员工大都是校领导的七大姑子八大姨。这帮人狐假虎威，对待学生的态度非常恶劣，打骂学生的事经常发生。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竞争机制，他们做出的饭菜越来越难以下咽，馒头没发开、米饭里有沙子、菜里有虫子的情形时有发生。食堂里的那帮人做韭菜炒鸡蛋时，下面是韭菜，上面铺一层薄薄的鸡蛋，看上去挺好看；只要一把钱给他，他就用勺子在鸡蛋下面抠呀挖呀，盛进碗里的都是韭菜。而学生吃的大米，不知道是哪一年出产的，都是黄黄的，蒸出来的米饭要么一盘散沙，要么坚若磐石。
当时我是系学生会和分团委宣传部长，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上级反映这件事，很自然地想到“通过正常渠道”。恰好，学生会的生活部长也与我有同样感受。于是，在一次系团委会议上，我们俩就把饭菜价格过高、质量太差和学生们的不满情绪向列席的校团委副书记（「注」校团委副书记是学校政工人员）反映了。可那个副书记一听，却一脸的不屑，居然教训了我们一番：“你们这些学生要求太高了，现在的条件还不够好？我上大学时，还没有正经食堂呢，都是露天吃饭。”我们俩听了他这番话十分气愤，心想看来这“正常渠道”是难以奏效了。等会议结束以后，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留了下来。生活部长恨恨地骂道：“他妈的，跟这帮王八蛋就不能说人话，他们听不懂的。”我也气愤地说道：“就是，说他妈的什么他们上学时在操场里吃饭，狗屁！那古时候人还吃人呢！”生活部长又说：“既然有话好好说不行，那老子们就搞出点严重的事来，敲打敲打这帮龟孙子。”我一听，正合我意。
当天夜里，我们两个就在学生会办公室里，书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和几十张小字报，声讨令人厌恶的“火头军”，并号召大家第二天中午集体罢餐。由于怕别人看出我们的笔迹，我们故意把字迹写的非常潦草。当天夜里熄灯以后，我们乘着夜幕分头行动，把这些告示张贴于各宿舍楼、食堂和教室门口，第二天一大早学生们就都看到了。
由于学生们的不满情绪早已经积聚了很久，我们的这些告示就如同在干柴上扔了一个燃烧的火炬，霎时间出现了星火燎原的形势。第二天中午，一场校规模的罢餐运动开始了。当时，校园里口号声、摔东西声、鞭炮声此起彼伏，食堂做好了饭菜却静悄悄的没人去，还出现了不少声援、响应我们号召的标语和口号。政工人员一看就着急了，如同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又是说服，又是威胁。后来还来了几个穿警察制服人把告示照了下来。我和生活部长两人在楼道里碰到了，相视一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当系里的政工人员来时，我甚至还帮助他们对学生进行劝导，心中却偷着乐。然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缺点——过激现象很快表露出来了：三十七号宿舍楼的一些学生觉得仅仅喊喊口号、摔摔东西不能发泄自己的怒火，就点燃了楼下一间空置的售货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