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那个美女走远，马葵把嘴一撇，骂道：“呸！瞧她穿的那个骚样，肯定是个卖粉的（「注」太原人对卖淫妇女的俗称）。买了老娘的项链，也不知道戴着它去上哪个糟老头子的床。”
马葵做这些勾当时，我也坐在边上。看到那些老实的农村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被马葵这样的人敲诈哭着离开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无奈人家是地头蛇，我们寄人篱下，惹不起。马葵她们几个在没生意的时候，也跟我们唠唠家常。听说我是大学生，也非常羡慕。马葵说，自己也知道坑人是伤天害理的，但是没办法，男人有病，孩子上学，还有老人，自己又没个工作，不坑人骗钱这日子可怎么过？我听了她这番话，对她的恶感也就散去了不少。
不过从马葵那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一是不贪小便宜。马葵的黑店，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的生动教材。后来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时，清晨出了火车站往军事博物馆走时就碰到两个骗子：一个从我前边跑过，丢下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另一个跟在后面捡起来，对我说哎呀这是钱呀，咱俩把它分了吧。我一听就知道是骗子，就冷笑着对他说，这钱是你捡的，都归你，我不要。那两个骗子一听，顿时傻在那里了。从马葵那学到的另一个教益就是辨证地看待人，即便是马葵这样看起来十恶不赦的人，多多少少也还是有点人性的。
钟楼街作为繁华的商业区，人来人往的，所以小偷特别多，警察也多。小偷跟警察，实际上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往往还都是熟人。我们那个商店，就经常有值勤的警察来要水喝，或者坐一会儿抽支烟；也经常有得手的小偷来数钱。有一天外面有一个穿得不错得女人钱包被偷了，大概损失挺惨的，那女的就趴在雪地上打着滚号啕大哭，偷她钱包的小偷就躲在我们商店里看热闹。警察和小偷碰到了，还互相打招呼，问小偷：今天弄了多少啊？小偷总是很谦虚，说不多不多，刚够饭钱。至于小偷有没有向警察行贿，我倒没有看见过。
那个二老板孙大鹏，长得高高瘦瘦的，还算体面；但目露贼光，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分人。他总是有事没事地披着个皮衣来商店里晃一晃，有时赌输了急需要钱就来催租金或者借钱。马葵是他的老相识，不怕他，总是拖延着不交。孙大鹏急了，就说，呀呵，你的这身臭骨头还真难啃，都成了硬骨头六连了不是？马葵把脖子一梗，还是不交。孙大鹏无奈，就找我母亲借钱，张嘴就是五千。母亲也知道这钱借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但为了生意又不敢不借，只好讨价还价借给他两千。孙大鹏这种人是谈不上什么信义的，钱一到手就一直赖着不还。后来我母亲在九八年到武汉前又去找他，他就把一个摩托罗拉的中文呼机抵债，母亲拿到后给了我，我挂了两年就买了手机，那个呼机也就扔在家里了。
孙大鹏这人虽然赌博输得家徒四壁，但还特别爱讲排场，身上穿的衣服和皮鞋都是名牌，抽烟也要好烟。当时太原市场上比较高档的香烟就是红塔山，硬盒的十三块一包，软盒的十块，孙大鹏就总是抽硬盒红塔山。有一天他来店里晃，看见我和我母亲坐在那里抽烟，恰巧他自己没烟了，就把我们的烟盒拿起来一看，是一块钱一包的“君子”牌。顿时用眼睛斜睨着我们母子，惊讶地说，当老板的也抽这种烟？我母亲笑道：我们是小买卖，抽不起好烟。说完让他一根，他不要，掏出十三块钱来对我说：去，到理发店旁边那家店里帮我买盒红塔山，要硬盒的。
也许是“鼎盛商店”这个名字起的好，在鼎盛商店卖灯的两年里，我们家卖花灯也卖得不错，每年都卖了四万多块钱。一九九四年开学比较早，元宵节那天我直接从太原回学校，母亲给我买了一只温州电烤鸡，母子俩坐在旅馆里美美地吃了一顿。到了一九九六年春节，由于我和姐姐都参加了工作，假期有限，就没法回去帮着母亲卖花灯了。父母二人没有足够的人手支摊子，就再没有租鼎盛商店，转而由别人代销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三、任忠生
在太原卖花灯那几年，我母亲总是要到太谷汽车站去雇一些跑客运的面包车拉货。在找来的那些司机里面，有一个小伙子叫任忠生。任忠生当时大约二十八、九岁年纪，个子高高的，眉清目秀。之所以要专门把任忠生这个人作为一节来写，就是因为他人如其名：仁义而忠厚。在那些来家里拉货的司机里面，就数任忠生两口子既和气，又勤快。母亲看着这个人可交，随后几年就只让任忠生拉货。
任忠生是太谷县城外的北沙河村人，他们两口子有一个孩子，当时四、五岁年纪。母亲以前拉货，都是临时到车站找司机。有很多司机来拉货时，为了赶时间多跑两趟赚钱，就一个劲地催“快点快点”；而且他们往往只是当司机，见我们手忙脚乱的装货，也不帮一下忙。其实，这么催也省不了多少时间，还让我们觉得挺讨厌的。任忠生夫妇每次到我们家来拉花灯时，都不急不燥的，还帮着我们往车上送灯笼。这么装了几回以后，我们都觉得任忠生两口子厚道，就对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