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时,段科长要我把就业推荐表和画作留下,拿到人事处给处长看看。从段科长家里出来,我和我母亲都非常高兴,觉得真是运气好,自己的特长正好有用武之地了。

    段科长把我的画拿到人事处给大家看了以后,大家都觉得我的水平不错。后来我们又去段科长家时,段科长就通知我们,大家对我反映不错,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处长助理(「注」处长助理是正科级行政级别,一般都是比较能干的年轻人担任,是正科到副处之间的一个过渡,代行副处长职责),姓赵,对我的画很是欣赏,希望见见我这个人。第二天我就按着约定去了G银行,先找到文处长,文处长又带着我们到了人事处,见到了正在伏案工作的赵助理。

    赵助理是个面容英俊的年轻人,虽然个子不高,但举手投足都有一种沉稳和干练。此时见到我,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以后,又把我引见给处长。人事处长只是简单问了我几句,就让我回去听消息。从处长那里出来以后,赵助理要我把画先拿回去。临走,叮嘱我说:你画的不错,下次复试时行长要亲自挑选,一定要带上你的作品当场展示给他看,让他留下你不同于其他人的印象——这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赵助理那天没有对我说任何有把握的话,但凭借直觉我感到自己给他们留的印象是很不错的。

    我在学校里时,曾经得罪了一些政工人员。当时学校里的很多政工人员闲的无聊,也没什么本事,就喜欢整学生来突出自己的工作成绩。那时我还是学生干部,他们起初经常问我一些学生的动向:谁说过领导坏话啦,谁谈了恋爱啦之类的。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溜须拍马,更不喜欢打小报告、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因此碰到这种情况,我一概是一问三不知。此外,我对这些一没水平,二无品格的政工人员打心眼里瞧不起,自然私下里经常流露出对他们的蔑视。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不喜欢打小报告不等于别人就不打小报告,于是我的一些话被某些人添油加醋地汇报上去了。

    我得罪最深的政工人员就是当时我们的辅导员。这个辅导员是大二下半学期我们原来的辅导员下海经商后调来的,是个工农兵大学生。他来了我们班以后,立刻显示出当年搞阶级斗争的本领:拉一派,打一派。拉的是学生干部、家里有当官的背景、学校子弟;打的是没背景没后台的一般学生。起初他还拉过我,结果我不但不买帐,而且在背后对他这种趋炎附势的行为表示了深深的厌恶,结果被汇报上去了。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他每日琢磨的就是如何报复我。很快他以我英语在大学二年级没过四级为理由,动员系里撤掉了我的学生会宣传部长职务。其实,这完是公报私仇:我们学生会的主席本人当时就没通过四级考试;我干宣传部长期间,我们系的宣传工作是校搞的最好的,特别是财政部来学校检查工作期间,我主笔搞了宣传汇报墙报,给检查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系主任对我的工作也很满意。不怕得罪君子,就怕得罪小人,系主任事情繁多,有这么个没事找事的人在一边不断地煽风点火,系主任也就没有什么话说了。

    要命的是,学生分配大权就掌握在这些小人手里。那时我们还在上课,有一些用人单位来到学校挑人,就由辅导员决定叫谁去面试。那些平日里溜须拍马的学生,或者那些老子当官、辅导员力图巴结的学生,往往是优先考虑对象。这些人水平往往不高,经常白白浪费工作机会:这个学校挑不到合适的人选,用人单位自然就到别处去了。我母亲知道小人不好惹,在分配前还专门买了礼物看他,结果辅导员收了礼物,却依旧没安好心。

    后来,G银行也到我们学校挑人。其实当时G银行人事处我们早就去过了,人家对我反应都很好。但是辅导员公报私仇,人家挑人时竟然不通知我去面试,只挑了几个他“欣赏”的和有老子当官的学生。那次见面会G银行是赵助理和段科长一起来的,当时一看这一帮学生里没有我,就问在场的辅导员我到哪里去了。那个辅导员心肠真是坏,说:我们有比他好的多的学生,干吗要找他?他成绩很不好,经常是班倒数第一名;也很不守纪律,经常犯错误。其实这个人是信口雌黄,我在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确实不好,但到了三、四年级专业课没有了数学,也比较用功了,多数功课的成绩还不错呢。不过,赵助理倒是没有相信这个人的话,就说了一句:“我们看中的是才干,不是学习成绩,我们也知道大学里的学习成绩是怎么回事。”结果,那次见面会到底是没有通知我参加。

    不过,令辅导员失望的是,在G银行举行复试的时候人家仍旧叫我去了;而他们热衷推荐的那帮学生,倒是有好多连复试的机会都没捞着。那天复试是行长亲自参加的,复试的学生大概有二、三十个,除了我们学校两三个以外,还有来自国各地高校的大学毕业生。我的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个:一个是武汉大学的女生,学法律的,气质还不错,能言善辩、咄咄逼人,结果把行长不接收她的理由一一驳得体无完肤;另一个是跟行长乱攀亲戚的男生,说自己的姐姐、哥哥都是G银行的,自己也想来。结果,两人都落选了:前一个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