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我们接到了市统计局的通知，评小郑科长为“市统计工作先进个人”，评我们单位是“市统计工作先进集体”，要报先进材料。我们一听这个消息，禁不住仰天大笑。
我开始动笔写先进材料——可是有什么“先进事迹”呢？一边打游戏一边填报表？肯定不行。于是我大胆地展开想象，吸取了以往见过的“先进材料”的优点写到：“……小郑同志为了早日完成报表，骑着自行车冒着四十度的高温奔走于各下属单位之间，晚上回来加班填报。有一次，由于连续加班四十八小时，他神情恍惚，回家时一头栽进了水沟里……还有一次，他忽然发烧到三十九点五度，仍然坚守岗位……终于出色地完成了统计任务”。写完以后给小郑看，他边看边笑边骂：“靠！你这哪里是表扬我，简直是在咒我啊！”后来材料报上去了，领回了一本鲜艳的证书和五百元奖金，小郑请客大家吃了一顿。席间，我们自然又谈到了这套调查表，小郑一脸无奈地说，可怜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们正忙着汇总这些子虚乌有的数字，再报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决策参考呢。［奇书网·手机-.QiＳuu.cＯ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八、如此改革
一九九六年夏秋之交，人事处新调来一个处长。这位新处长姓申，将近五十岁了，精力充沛。申处长一来我们处，看着几个年轻的面孔，兴奋地连声说：“好！好！组织部里的年轻人！有希望，有前途！我初来乍到，工作不熟悉，向你们多学习！”从那以后事事都要我们拿主意，办完以后告诉他一声就行了，他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哦！好，好！”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申处长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改什么呢？应当说前任留下的底子还算不错，我刚一进行时还感觉到某些正气。但是申处长急于建立新功，就说：要改革，非改不可。于是他陪着老板跑到深圳“考察”了一番金融业，回来时就已经成竹在胸了。
申处长开始让我们夜以继日地整理改革思路。应该说，一开始我还真以为这种改革是借鉴了人家的先进经验，以为这种改革能够解决好客观存在的人浮于事、任人唯亲、机构臃肿等弊端的。因此，我以一种很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可以说每一句话都是字斟句酌，每一个数字都反复演算。然而，当时我就有种感觉：申处长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太流于浮躁了，因为人事体制改革涉及到成千上万名职工的切身利益，稍微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矛盾，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和取得试点经验的情况下就在行推广，是不是太轻率了？
第一个“改革举措”就是“适当拉大拉开收入差距”。申处长和计财处的贾处长共同定了方案，根据行政职务来确定收入系数，把行长与普通员工的名义收入差距从二点五比一扩大到五点一比一，正处级的差距从二点一比一扩大到四点五比一，副处以下变动不大。由于工资总量是由总行控制的，不能突破，因此根据方案一测算，行领导、正处级名义收入几乎翻了一番，副处级增长百分之三十，正副科级以下基本持平，普通职工下降百分之三十。这就是“改革”，实际上是把职工收入的一部分转到了少数人手里。方案一出，行哗然，在分行人事工作会议上，各二级分行和支行纷纷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但是行长力排众议，强行执行贯彻执行了。
其实谁都知道，很多国有企业的领导在用车、住房、医疗……等等一切方面都享有职工不可比拟的特权。比如说住房，领导们的住房不仅面积是普通职工的三倍，而且占据了最好的地段、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朝向，按市场价格计算，光住房一项“领导”们就比职工多得到数十万元甚至更多；再比如说用车，领导们比拥有私车还划算，说是“公车”，但实际上有几个单位的领导肯把自己的车拿出来“公用”的？车位、修理、耗油、过路过桥……一切都是公家出钱。光行长一个人就拥有两部坐车：平时坐凌志；应付上级检查时坐皇冠3.0。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隐性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此外，在九十年代初期搞市场经济时，有很多上市公司为拉关系、搞贷款无偿赠送原始股，通常数以万计，一旦上市后就价格不菲、获利很多。普通的职工哪里有这种待遇？这在国金融系统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然而某些人并不以此为满足，非要从职工那里挖掉一块不可。可悲的是，“改革”大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这种“改革”就成了他们敛聚财富的一种手段。我还注意到在这个方案中，正处级和行级的差距始终不大，而副处级则差了一倍，这恐怕是因为制订政策的申处长和计财处的贾处长都是正处级的缘故。在那年的工作总结上，申处长让我写下了如下的话：“实行拉大拉开收入差距以后，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出现了人人比奉献比业绩的可喜局面”。
第二个“改革举措”就是“实现下岗分流，人员精简”。正式职工不太好惹，就从临时工开刀。于是数以百计的储蓄岗位临时工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丢掉了饭碗。处长对这个改革举措的评语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