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护士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甚至不乏讨好献媚者。但这是高干病房，不但收费昂贵，而且还有级别限制：以前只准某级别以上干部住，现在虽然在病床不紧张的时候有钱也能住，但一遇有“公仆”住院、床位不够时，“主人”就必须得腾房子。因此，在这里住院不保险。
第二处就是一个合资性质的“中外合资××保健中心”，简称“保健楼”。这个“保健楼”是一栋约二十层左右的高层建筑，显然是刚刚投入使用不久，装修得像宾馆一样，病房分单间和标准间。单间我就不敢去看了，只看了一下标准间，发现里面设施也的确像宾馆一样，但是病房面积明显比“高干病房”小多了，也不分什么卧室会客室。只是价格不菲：即使不用药，每天光各项护理费用累加起来也有三、四百元左右。看来，即使对于我这个在这座城市中的中等偏上收入的人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难怪那教授要问我们是不是“厂长经理”了。但是，我还是决心让父亲住进去享享福。然而，当我回来跟父亲讲时，立即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他说：我又不是大款，你也不是；能治病就够了，不要花冤枉钱讲条件；如果你非要我住那里，我就回家不治了；在普通病房有床位之前，我睡几天过道也无所谓的。
好在住了两天的加床之后父亲有了正式的床位。这是一个只有三十多平米的房间，大约长六米、宽五米，里面放了八张病床。由于房间小、床位多，里面拥挤不堪。试想，八张病床，每张宽约九十公分，长约一点九米，床与床之间仅有零点六米的空挡，中间只有宽一米左右的过道。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却要挤上至少十六个人，八个病人和每床至少一个陪护人员。由于血液内科住的都是白血病、骨髓瘤和红斑狼疮等重症病人，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进餐都在病床上，拥挤的房间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恶臭。入夜，重症病号的呻吟声、哭泣声，陪护人员的鼾声搅在一起让人难以入睡。我觉得在这样的房间里待久了，真是没病也要待出病来。
不幸吗？不，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张病床来治病，毕竟还有一定的收入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明知道病魔一步步夺走亲人或自己的生命却无力救治的人，那些眼睁睁地等待死亡来临而无可奈何的人们。和他们相比，我们已经幸运得不能再幸运了。在陪护父亲的日子里，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经常有人坐在住院部楼梯上哭泣，有时甚至是家抱头痛哭。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得知亲属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因为悲伤而哭。由于我自己也面临同样处境，因此就顾不得他们啦。可是后来有一天父亲告诉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俩抱头痛哭，就去安慰她们几句，结果发现她们是因为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住院部一打听那天文数字的治疗费让她们根本无法负担，因此才伤心哭泣。那天我父亲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紧锁着眉头，饭也没吃几口。“解放五十年了！穷人还是看不起病！”父亲痛苦地说，“这是什么世道？有权有钱的人乌龟王八吃腻了就吃金子，可穷人得了病只有等死！”接着，他回忆起七十年代一件事：当时，他的一名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送到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要是现在，他只有等死了！”父亲感叹道，“他治不起！”
就在那些因为治不起而回家等死、抱头痛哭时，就在同一所医院里，别墅式的高干楼掩映在绿树红花中，显得神圣高贵；新落成的保健楼还散发着新刷的油漆味，就象暴发户那样显得富态奢华；可是，这两个地方的人总是非常少。而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矮破旧、灰黢黢的普通病房，那里的人始终川流不息。此情此景，真让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我父亲触景生情地说：这才叫“三个代表”呢——高干病房代表先进文化方向，大款病房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散发着恶臭的普通病房，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那些看不起病的普通农民、下岗工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