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即使是这区区的百分之三十六，在分配时也被极不公正地瓜分了。在中国，越是有权有势的人，如各级“公仆”，越能够享受到“公费医疗”的好处。这些人一旦生病，吃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其间花费无论是十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可以由“公费医疗”解决；即使没有生病，他们也可以定期体检、疗养。而越是穷人，越需要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国有企业工人虽有名义上的“公费医疗”，但是因为是由企业负担，而多数国有企业经营的困境，使得这些所谓的“公费医疗”跟我父亲单位的一样，成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摆设；城镇一般居民、农民则根本没法从政府的医疗投入中获取丁点好处。
可见，造成我国居民医疗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除去“医疗产业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即政府没有承担起它对居民医疗健康应负的职责。政府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医院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进而使得医院不得不靠坑宰病人、鼓吹“产业化”来维持其必要的开销。而坑宰病人的恶劣先例一旦开始，就不可能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所有的江洋大盗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的，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是从小拿小搞起步的。在一个得到政府默许的恶劣先例鼓舞下，我们原来尊敬的白衣天使们的灵魂一步步受到腐蚀，一部分人最终堕落成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白衣刀客、白衣恶棍。
就这样，“医疗产业化”与政府失职互相推波助澜，造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恶果。目前，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不大张旗鼓地搞“医疗产业化”，而且还在尽量避免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不断增加政府支出在医疗总支出中的分额。而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真让人感到困惑。更令我困惑的是，虽然我国被福布斯评为二○○二年度球赋税最重国家排名第四，然而我国的教育投入、医疗投入、军费开支等指标均在世界末流。请问，老百姓的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在本来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市场关系中，随处能够感受到政府那只本不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在里面翻云覆雨。为此，我们常常抱怨说这是“计划经济的遗产”，抱怨说这是“不当干预”。然而，在教育、医疗等的确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那只本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却不见了。不奇怪吗？看看每天在电视上大讲学习“三个代表”深刻体会的公仆，再看看老百姓悲惨的生存现状；看看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再看看越来越多的无钱就医的穷人，莫非真如狄更斯所说的那样：“一面是庄严与神圣，一面是荒淫与无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十三、非典型肺炎
二○○二年年底，我通过互联网得知，在中国广州地区流行一种怪病，得了这种病发烧不止，最后因呼吸衰竭死亡。而且这种怪病传播得很快，难以预防。后来又知道，这种病叫“非典型肺炎”。武汉离广州毕竟还比较遥远，我们没有感受到什么恐慌。再看看《新闻联播》里天天说“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也就以为真的控制住了，也就没有再关心这件事。
然而，到了二○○三年三月初，我到某地出差时，当地一位刚从北京出差回来的朋友跟我说，北京现在传染得很厉害，已经死了不少人了，你赶紧准备买些口罩吧。当时我看电视上是人大会的消息，仍旧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样子，也就当作谣言而不予置信。然而到了三月底，传闻越来越多，连电视上也开始报导有关情况了。不过当时电视仍旧是说，要放心，控制住了，没有问题等等。此时我已经开始怀疑新闻的正确性了：早就说控制住了，可为什么从去年年末一直持续到现在？为什么传闻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恐慌？
后来电视上开始有了例行疫情报告，一贯不怎么看电视的我我每天都要坐在电视机前面把疫情报告看完。一开始还觉得数字不多嘛，每天只新增那么一两个。到了四月十八日，当时的卫生部长大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笑谈：“北京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仅仅两天之后，他这个撒谎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卫生部长就下台了，到那时我才知道北京的非典流行趋势有多可怕。顿时，国上下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药店里的口罩、板蓝根都脱销；人们只要一见到从疫区来的人都视为洪水猛兽，不敢接近。出于对家人和自己健康的担忧，我也上药店买了几十副口罩。当时口罩已经脱销，问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问到位于武汉亚贸广场附近的一个“春天大药房”时，里面回答说“有”，不过涨了价钱。但此时已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立即买了三十副“汉江医疗器材厂”生产的口罩。等到戴了几天以后才发现，这是一批假冒伪劣的口罩，外面只一层纱布，里面是乱七八糟的纤维头。
在“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间，我得知“非典”感染的高危人群是医务工作者。在与臧教授打交道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简直对这些吃人不吐骨头恶医深恶痛绝。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