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脚袴子，真恶心！」那风沙扑面的黄土平原上，天津近海，想必海风扫荡下更是荒瘠不毛之地。人对色彩的渴望，可想而知。但看传统建筑的朱栏，朱门，红楼，丹樨，大红漆柱子，显然中国人是爱红的民族。 ──虽说「大红大绿」，绿不过是陪衬，因为讲究对称。几乎从来没有单独大块的绿色的──但是因为衣服比房舍更接近个人，大红在新房新妇之外成了禁条。
当时亲戚家有个年纪大的女仆，在上海也仍旧穿北方的扎脚袴。 「老李婆的扎脚袴尿臊臭，」我姑姑也□□这笑话。老年人本来邋遢，帮佣生涯也一切马虎，扎脚袴又聚气。北边乡下缺水，天又冷，不大能洗澡。大红棉袴又容易脏，会有黑隐隐的垢腻痕。也许是尿臊臭的联想加上大红袴子的挑逗性，使我姑姑看了恶心。
唐宋的人物画上常有穿花衣服的，大都是简化的团花，可能并不忠实复制原来的图案。衣服几乎永远是淡赭色或是淡青，石青，石绿。当然，这不是说这些冲淡的色调不是适合国画的风格。从来没有。是否是有一种不成文法的自我约束？
中国固有的丝绸棉布都褪色，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穿褪色的衣服，正如韩国的传统服装是白色，因为多山的半岛物产不丰，出不起染料钱。中国古画中人物限穿淡赭，石青，石绿，淡青，原来是写实的，不过是褪了色的大红大绿深青翠蓝。中国人最珍爱的颜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红男绿女」──并不是官员才穿大红袍的。后人作画墨守成规，于是画中人穿那种冲淡的颜色。
明末清初冒辟疆在回忆录中写董小宛「衣退红衫」观潮，众人望之如凌波仙子。我一向以为「退红」是最淡的粉红，其实大概也就是淡赭色，不过身为名妓，她当然只穿新衣，是染就的淡赭红，穿着更亭亭入画。
倒不是绘画的影响，而是满清入关，满人不是爱红的民族，清宫的建筑与室内装修的色调都趋向苍□，上行下效，一方面物极必反，汉人本来也已穿厌了「鲜衣」。有这旬谚语：「若安占，须带三分孝。」白娘娘如果不是新寡，也就不可能一身白，成了她的招牌。 《海上花》里的妓女大都穿湖色，也有穿鱼肚白，「竹根青」（泛背的淡黄褐色）的；小家碧玉赵二宝与她哥哥都穿月白。书中丧礼布置用湖色月白。显然到了晚清，上海的妓院与附近一带的小户人家已经没这些忌讳了。
鲜艳的色彩只有保守性的乡农仍旧喜爱，沦为没有纪录的次文化。此外大红大绿只存在于婚礼中，而婚礼向来是古代习俗的废纸篓，「儿女□□□」中安志节的考据，也都是当时已经失传的□节了。 「洞房」这名词甚至于上溯到穴居时代，想必后来有了房屋，仍旧照上代的习惯，送一对新人。到山洞中过夜。洞房又称「青庐」，想必到了汉朝人烟稠密，安全清静的山洞太少，就在宅院中用青翠的树枝搭个小屋，仿效古人度夏或是行猎放牧的临时房舍。
从什么时候起，连农民也摒弃鲜艳的色彩，只给婴儿穿天津乡下女人的大红袴子。附近有一处妇女画春宫为副业──我虽只知道杨柳青的年画──都是积习相沿，同被视为陋俗。原因许是时装不可抗拒的力量，连在乡下，浓艳的彩色也终于过了时，嫌土头土脑了。但是在这之前，宋明理学也已经渗透到社会基层，女人需要处处防闲，不得不韬光养晦，珍爱的彩色只能留给小孩穿。而在一九四○年的香港，连穷孩子也都穿西式童装了，穿传统花布的又更缩到吃奶的孩子。
当时我没想到这么多，就只感到狂喜，第一次触摸到历史的质地──暖厚黏重，不像洋布爽脆──而又不像一件古董，微凉光滑的，无法在上面留下个人的痕迹；它自有它完整的亘古的存在，你没份，爱抚它的时候也已经被抛弃了。而我这是收藏家在古画上题字，只有更「后无来者」──衣料裁剪成衣服，就不能再属于别人了。我拿着对着镜子比来比去，像穿着一幅名画一样森森然，飘飘然。是什么时候绝迹于中原与大江南北，已经不可考了。港战后被我带回上海，做了衣服穿，一般人除了觉得怪，并不注意，只有偶而个把小贩看了似曾相识，凝视片刻，若有所悟，脸上浮出轻微的嘲笑。大概在乡下见过类似的破布条子。当然没穿多久就黯败褪色了。像抓住了古人的衣角，只一会工夫，就又消失了。
共产党来了以后，我领到两块配给布。一件湖色的，粗硬厚重得像土布，我做了件唐装喇叭袖短衫，另一件做了条雪青洋纱袴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对从前的人牵衣不舍。
排队登记户口。一个看似八路军的老干部在街口摆张小学校的黄漆书桌，轮到我上前，他一看是个老乡，略怔了怔，因似笑非笑问了声：「认识字吗？」
我点点头，心里很得意。显然不像个知识分子。
而现在，这些年后，忽然发现自己又在那条神奇的绸布摊的街上，不过在今日香港不会有那种乡下赶集式的摊贩了。这不正是我极力避免的，旧地重游的感慨？我不免觉得冤苦。宁可冒身体发肤的危险去躲它，倒偏偏狭路相逢，而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