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这应当是天生的了。据说一个天才是免不了如此的。对中国一切不如意，对外国不拘如何总觉得非常合式，这情调，在中国此时，是正有若干年青人心中存在的。吉先生则为其中之一。比起几个上海人来，吉先生是自然不及别人的恳切。不过如像盼望莱加米儿夫人出世，这类希望吉先生仍然是有的，他愿意他的诗拿到那大聚会场中去朗读，比较一样不能，近于“文学的清客”这一流人，希望沙龙自然更合理一点了。
住在公共租界算起来真很苦了。在租界上大街小巷名字皆本国名字，不是四川就是山东，比较起来住在法租界的文人真是可以羡慕的。他们住环龙路，住善钟路，不是从路的名称上可以联想到法国诗人，就可以从名称上想到有钱的犹太人，异国情调较深的人，是可以从这类名称上得到灵感或伤感的。
可是吉先生住的地方，却是成都路。成都路，仿照文人的说法，“一出门可以得到一种感想”，那吉先生所想到的应当是什么？他只能想到《三国志》上取成都一事，怪不得他。糟蹋了这灵感，真是如何可惜！然而他若住到环龙路或金神父路，纵不能有诗兴，至少岂不是也应当想到上帝的伟大，因而一心向善慈悲为怀么？
因为天生具异国情调，不必住法租界也不必学法文或英文，吉先生因此把其他文人应有的脾气都完全具备了。他爱喝一点酒，威士忌，白兰地，红酒，可不论，中国花雕与汾酒那是不行的。他觉得烟是外国烟好一点，纯一点，如酒一样。他觉得咖啡比龙井有益身体一点，虽知道中国茶运出去不少，但总以为那是不可信的，或者外国人买去简直是拿去烧，当香料。在饮食上一切是中国不行，在服装上也如此。他以为丝织物除做衬衫外其余全不合卫生，毛织物则极其相宜。他又以为在人的本身美观上着想，也是外国一切高明的，中国人总不大像人。中国人不大像人，这话像是别人说过了的，他也仿佛如此感到了。
总而言之中国他觉得是不好的，异国情调之深常常使这诗人苦恼过着日子，这苦恼却不是平常人所能明白。一个天才那里能期望一切人皆可理解呢？
他痛恨一切谈中国文化的人，以为该死。他自己，则中国文化是什么，他没有求得结论，西洋文化是什么，同样也没有求得结论。正因为两者不大明白，倒一无粘恋，勇于将异国情调加深。莫名其妙，而以为中国一切糟糕，愿意生存于西洋物质文明、或小说传奇情形中，吉先生与一般具有异国情调的人，原是志同道合的。不拘何人若提到这事。在言语中稍加嘲弄，则吉先生即脸红血涌，气势凌人，非加以辩解不可。否则在另一时即把这人列入“不可救药国民”之一。说是不可救药，也未尝无法救，不过除了信仰，恐无他法而已。否认西洋文化以为浅薄者，这人比不是天主教徒还可恶，这人虽是有名的人，吉先生也不大愿与之来往的。有名而缺少异国情调，不过一中国文人而已，是无法与世界文人并肩的，所以吉先生不取。
他自己承认东西文化并不深懂，这谦虚态度，听者是应当在了解以后而加以敬视才行的。他说的话用意总不外乎如此。他以为自己是谦虚的，我们不能误认为实在，认了真就扫兴了。世界上谦虚是不可少的，因为谦虚则更能得到尊敬，所以他谦虚了。
有些时候他又非常勇敢狂妄，那大概多数是想起了尼采，或勃朗宁，或拜轮时节，才把另一种为人气分减少的。这样事在别人，也许将说这是矛盾了。他又先承认自己是无时无事不矛盾，凡是先承认了的事别人就无从借词批评了。因此纵矛盾他也似乎无事不应当受人喝彩，拘束与放纵在他做来总不缺少值得喝彩的道理。
对于这异国情调而怀疑的他将原谅他，期待另一时彼人的觉悟。他是因为能原谅人自己才常觉到伟大的，这个话在先似乎说过了。
他不愿别人在他一切生活上见出可笑的情形，但他常常虑及这件事，所以他解释的时候很多。凡在连解释也无法纠正他人观念时，他始泰然如古之贤人，在患难中蒙不白之冤情形，貌作洒脱，度过一日。遇到这种情形越多，他的异国情调便越浓了。大致引古人作同志较之今人为容易，引西洋人为同志又比本国人为容易，所以异国情调加浓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因为有异国情调，所以吉先生的道德观也不能以中国道德形式作拘束的。美恶爱憎也不同。处处不平凡，这不平凡处他故意让别人知道。在这行为下他所期待的结果是人更能觉到他的伟大。虽伟大了，也不算，再来一次，应觉得伟大到与人不同。他行为实则拘谨如村夫子，但并不缺少一颗放荡的心。他不欲人称他为世故人，又不欲人称他为一事不知的呆子，因为他自己知道的总比别人为深，然而不荒唐，是伟大处。一个道地的中国式文人，却时时心中有异国情调，口中有异国情调，这几乎可以说是“浪漫的”古典人，真有不少伟大处！
别人说他为呆，这事情也总有过吧。自己因为记着一句名言，“凡伟大者多为呆子”，就觉得自己也很呆，或竟处处装呆，这事也有过吧。若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