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办？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新娘子到她房里来，低声叫声"妈，"喉咙粗嗄，像个伤风的男人，是小时候害过一场大病以后嗓子就哑了。
"倒像是吃糠长大的，"银娣背后说。她对亲戚说，"我们新娘子的嘴唇，切切倒有一大碟子。"
玉熹倒还镇静，仿佛很看得开，反正他结婚不过是替家里尽责任。其实心里怎么不恨？从小总像是他不如人，这时候又娶了这么个太太。当然要怪他母亲，但是家里来了个外人，母子俩敌忾同仇，反而更亲密起来，常在榻上唧唧哝哝，也幸而他们还笑得出。算他们上了无为州冯家的当。好比两族械斗或者两省打仗，他是前线的外国新闻记者，特殊身分，到处去得，一一报告。他讲起堂子里人很有保留，现在亟于撇清，表示他与这女人毫无感情，所以什么都肯说。
新娘子也有点知道，每天早上到银娣房里来，一点笑容也没有，粗声叫声妈。她梳个扁扁的Ｓ头，额前飘着几丝前刘海，穿着一色的薄呢短袄长裙，高领子，细腰，是前几年时行的，淡装素抹，自己知道相貌不好，总是板板的，老老实实，不像别的女孩子怕难为情。老气横秋，银娣背后说，没看见过这样的新娘子。
她一天到晚跟她找碴子。三十年媳妇三十年婆，反正每一个女人都轮得到。没有一天不出事，玉熹少奶奶常常回到房里去哭。玉熹有时候也偷偷地安慰她，但是背后又跟他母亲讲她。他和他母亲像是多年的好朋友，他自己结了婚，势不能不满足对方的好奇心，一半也是忍不住夸口，而她总是闲闲的，仿佛无所不知，使他不感到顾忌。
他又出去溜了，借口躲家里的口舌是非。她盘问得相当紧，至少知道他现在是"独溜"，没跟三爷在一起。但是她仍旧扣着他的钱。他在堂子里摆不出架势来，讲起堂子里人总是酸溜溜的带着讽刺的口吻，当然也是迎合他母亲的心理。但是日子久了，他成绩还不错，他学了一口上海话──到底他母亲是本地人──在那种场合混着，不讨人厌，而且究竟年轻占便宜，一个少爷家，又会陪小心，没有少爷架子。他并没有着迷，从来没说要娶回家来的话。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叫他母亲得意：不要看他年纪轻轻的没有经验，玩得比大爷三爷精明，强爷胜祖，他们这些人哪一个不迷恋长三书寓？他是她驻在敌国的一个代表，居然不替她丢脸。
"熹哥哥坏，"现在他的堂表姊妹都这样说。
"怎么坏？"
那一个别过头去，不耐烦地吭了一声，似乎不屑回答。"还不是嫖？"低低地咕噜了一声。
堂子里现在只有老年人去，或是旧式生意人，所以不但坏，而且不时髦。下次她们看见了他，不免用异样的眼光多看了他一眼，在他旧式的外表下似乎潜伏一种阴森的罪恶感，像她们小说里读到的内地大少爷，无恶不做。他站在桌子旁边，个子矮小的人有一种特殊的稳重，穿着藏青绸袍子，现在不戴眼镜了，苍白的小白脸，头发梳得光溜溜的中间分着。她们招呼他一声，他只朝她们的方向很快地点个头，正眼也不看她们，还是照从前的规矩。对他母亲唯唯诺诺，而在他眼睛背后有一种讽刺的微笑。他母亲当着人从来不理他的，只偶尔低声发句命令，眼睛望着别处，与对媳妇一样。
是阴历新年。正月里拜年的人来人往，时髦小姐们都是波浪形的头发贴紧在头上，只穿一件薄薄的夹袍子，磕了头马上又穿上大衣，把两只手插在皮领子底下渥着。
"在二婶那儿冻死了，"她们在别处一见面就抱怨。"这么冷的天，都不装个火炉。"
"有人说他们的莲子茶撤下去拿给别人吃，恶心死了。"
"真怕上他们那儿去。二婶说的那些话，都气死人！"噘着嘴腻声拖长了声音。
"这回又说什么？"
"还不是她那一套？"无论怎么问也不肯说。
"熹嫂嫂真可怜，站在楼梯口剥莲子，手上冻疮破了，还泡在凉水里。问她为什么不叫佣人剥，吓死了，叫我别说，妈生气。"
楼梯口搁一张有裂缝的朱漆小橱，莲子浸在一碗水里，玉熹少奶奶个子高，低着颈子老站在那里剥。大房的二小姐搬了张椅子出来叫她坐，她无论如何不肯坐。房门开着，里面看得见。
银娣这一向生病，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