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quot;她有病是两便，大家可以名正言顺地不找她，她自己也有个借口。
"他们现在怎么样？"
"他们有钱。"声音更低了一低，半了眼，略点了点头。
"现在还是那冬姑娘？几个孩子了？"
孩子太多，看上去几乎一般大小，都是黑黑胖胖的，个子不高，长得结实，穿着黄卡其布短，帆布鞋，进附近一个衖堂小学。到了他们这一代，当然都进学堂了。家长看不起这些学校，就拣最近、最便宜的，除此以外也无法表示。放了学回来，在楼下互相追逐，这间房跑到那间房，但是一声不出，只听见脚步响，像一大群老鼠沉重地在地板上滚过来滚过去。楼下尽他们跑，他们的父母搬到楼下住了。那一套阴暗的房间渐渐破旧了，加上不整洁，像看门人住的地下层，白漆拉门成了假牙的黄白色，也有假牙的气味。下午已经黑魆魆的，只有玉熹铺上点着灯。冬梅假装整理五斗橱上乱七八糟的东西，看见旁边没人，往前走了两步，站在烟铺跟前。她的背影有一种不确定的神气，像个小女孩子，旧绒线衫后身往上缩着，斜扯着黏在大屁股上方，但是仍旧稚拙得异样。
"买煤的钱到现在也没给，"她咕噜了一声，低得几乎听不出，眼睛不望着他，头低着，僵着脖子，并没有稍微动一动，指出楼上。
玉熹袖着手歪在那里，冷冷地对着灯，嘴里不耐烦地嗡隆了一声，表示他不管。
一群孩子咕隆隆滚进房来，冬梅别过身去低声喝了一声，把他们赶了出去。
楼上因为生病，改在床上吸烟，没有铺开阔，对面没有人躺着也比较不嫌寂寞。一个小丫头在床前挖斗，是郑妈领来给她孙子做童养媳的，拣了个便宜，等有便人带到乡下去，先在这里帮忙。银娣叫她小丫头，也是牵冬梅的头皮，有时候当着冬梅偏要骂两声打两下。现在堂子里成了暴发户的世界，玉熹早已不去了，本来是件好事，更一天到晚缩在楼下。这冬梅太会养了，给人家笑，像养猪一样，一下就是一窝。她这样省俭，也是为他们将来着想，照这样下去还了得？这年头，钱不值钱。前两年她每天给玉熹三毛钱零用。堂子里三节结账，不用带钱的，不过他吃的人喜欢吃甜食，自己去买，出去走走，带逛旧货摊子，买一支破笔洗，一锭墨，刻着金色字画，半只印色盒子，都当古董。自己家里整大箱的古玩，他看都没看见过，所以不开眼。三毛钱渐渐涨成一块，两块。改了储备票又一直涨到二百块，五百块。今年过年，大家都不知道给多少年赏。向来都是近亲给八块，至多十块，远亲四块。照理应当看她给多少，大房不在上海，她是长房，不能比她多给。所以她生气，那天卜二奶奶来拜年，她拦着不让她多给钱，就把这话告诉她，让她传出去给姚家这些人听听，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现在大房搬到北边去了，老九房只有儿子媳妇，九老太爷夫妻俩都过世了。这些亲戚大家就是老九房阔，不过从前有过那句话，九老太爷这儿子不是自己的，其实不是姚家人，不算。剩下还就是她这一房还像样，二十年如一日，还住着老地方，即使旺丁不旺财，至少不至于像三房绝后。大房是不必说了，家败人亡，在北京，小女儿又还嫁了个教书的，是她学校的老师。人家说女学堂的话，这可不说中了？大奶奶不愿意，也没办法，总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是师生恋爱，"大家只笑嘻嘻地说。"从初中教起的。"年纪那么小！二儿子在北京找了个小事当科员，娶的亲倒是老亲，夫妻太要好了，打牌，二少奶奶在旁边看牌，把下颏搁在二少爷肩膀上。大奶奶看不惯，说了她两句，这就闹着要搬出去住。──还打牌！人家还是照样过日子。
"大太太现在可怜啰，"大家都这么说。"现在大概就靠小丰寄两个钱去。"
她大儿子在上海，到底出过洋的人有本事，巴结上了储备银行的赵仰仲，跟着做投机、玩舞女。他少奶奶也陪着一班新贵的太太打牌，得意得不得了。等日本人倒了怎么样？德国已经打败了，日本也就快了。她对时事一向留心，没办法，凡是靠田上收租的，人在上海，根在内地，不免受时局影响。现在大家又都研究《推背图》，画的那些小人一个个胖墩墩的，穿着和尚领袄，小孩的脸相也很老，大人也只有那点高，三三两两，一个站在另一个肩上，都和颜悦色在干着不可解的事。但是那神秘的恐怖只在那本小册子的书页里，无论什么大屠杀，到了上海最狠也不过是东西涨价。日本人来不也是一劫？也不过这样。日本败下来怕抢，又怕美国飞机轰炸，不过谁舍得炸上海？熬过了日本人这一关，她更有把握了，谁来也不怕，上海总是上海。又不出头露面，不像大房的小丰，真是浑。他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