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在找隐藏的武器，直到他认出了一把电动剃刀。他把剃刀从盒子里取出来检查，试着摁开关。这种“雷明顿·莱克特洛尼”牌的电动剃刀是充了电的，所以一开就吱吱乱响起来。那个海关人员不作任何说明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检查完了手提包，他又做个手势让香农把口袋里的东西统统掏出来放在桌上。钥匙、手帕、硬币、钱包和护照都掏了出来。海关人员把手伸进钱包，抽出几张旅行支票，看了看，嘴里咕哝了一声又放了回去。钱包里的钞票有两张5000非洲法郎和几张100非洲法郎。士兵们手里抓着枪就像抓着一根棍子，他们越凑越近，耳边只闻他们在灼热空气里的呼吸声，他们一个个都好奇极了。那个桌旁的文职官员把两张5000非洲法郎的钞票塞进口袋，而士兵中有一个拿走了小额的零钱。
香农瞪了海关人员一眼，那人也回瞪了他一眼，旋即撩起背心，露出9毫米白朗宁手枪，或者也许是一支765型手枪的枪把，那支枪插在他的裤带里。他拍了拍枪。
“警察局的。”他说，一直瞪着眼睛。香农手痒痒地想照准那人的脸猛打过去，可是他心里却不住地对自己说：“保持冷静，伙计，要绝对冷静。”
他对桌上剩下的东西慢慢地、非常慢地做了个手势，扬起了眉毛。那个文职人员点点头。香农收起那些东西放回包里。他觉得身后的士兵退下去了，虽然他们仍然双手握着枪，一不顺心就会挥舞起枪来，或者用枪托捅入。
仿佛过了很长时间，那个海关人员才向门口点了点头，于是香农走出了房门。他能感到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到裤带上。
在房间外面的候机大楼里，坐这班飞机来的还有一个惟一的白人游客，那是一个美国姑娘，由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来接她。那个神父用他的一口洋土语向那些士兵滔滔不绝地解释着，麻烦才少了些。神父抬起头，和香农四目相接。香农微微扬起一条眉毛。神父向香农出来的房间望去，难以察觉地点了点头。
机场前的热烘烘的小广场里没有车辆。香农等待着。隔了5分钟，他听到身后说爱尔兰腔美国话的声音。
“我的孩子，我带你进城去好吗？”
于是他们坐上神父的汽车，这是一辆“大众”牌的德国小型汽车，为了安全，神父把它藏在机场大门外几码远的棕榈树丛的树荫底下。那个美国姑娘不停地抱怨着，怒气冲冲，因为有人打开她的手提包检查了。香农一言不发，他明白他们都险些挨打。这个神父是联合国医院的，他既是神父，又兼做教会救济分发员和医生。他用理解的眼光瞥了香农一眼。
“他们搜查你啦？”
“都搜查了。”香农说。损失15英镑算不得什么，他们两个都了解这些士兵的脾气。
“在这儿一个人必须非常小心，当然，要非常小心才好。”神父轻声说，“你找到旅馆啦？”
香农告诉他没有，于是神父就开车送他到克拉伦斯惟一允许欧洲人投宿的旅馆——“独立饭店”。
“戈梅斯是那家饭店的经理，他是个很好的人。”神父说。
通常当一个新面孔在非洲某城市出现时，住在那儿的其他欧洲人就会邀请新来的人去逛俱乐部，回到他们的平房去饮酒，当天晚上还会有宴会。那个神父虽然尽量帮助，却没有来这一套。这使香农很快了解到赞格罗的另一个情况，当地人的脾气也影响到白人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知道得就更多了，有许多是从戈梅斯那儿听来的。
就在当天晚上，他认识了朱尔斯·戈梅斯。戈梅斯过去是“独立饭店”前身的旅馆老板，现在他仍是这家饭店的经理。他50岁了，是一个欧洲血统的阿尔及利亚人，是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10年前，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最后的日子里，他乘殖民地还没有垮台，就把生意兴隆的农业机器商店卖掉了。因为一垮台就脱不了手了。就在殖民地垮台前不久，他带着变卖所得的钱回到了法国。可是一年后，他发觉他无法在欧洲的空气里继续生活下去，于是他就寻找另一个去处。在赞格罗独立前五年，他就在那儿住了下来。那时，独立甚至已经在酝酿了。他用积蓄下来的钱买下一家饭店，几年的光景，他使这家饭店不断得到改善。
独立以后情况就变了。在香农来这儿的前三年，戈梅斯被粗暴地通知说，这家饭店国有化了，会付给他当地的钞票收买这家饭店。他从未收到过钱，反正那种纸币也不值什么。不过他仍然留下来当经理，抱着侥幸的念头，盼着总有一天时来运转，他在这世界上惟一的财产，会留下一些保证他晚年的生活。他作为一个经理，管理着接待柜台和酒吧，香农就是在酒吧里找到他的。
香农只消提起OAS组织的旧友和老关系，那些法国外籍军团的士兵和伞兵，那些在刚果出现过的人，就会轻易地赢得戈梅斯的友谊。可是，那样就会把一个普通的英国游客的伪装抛弃了，而他应该是一个花了五天的时间从北方飞到这儿的游客，完全是受到好奇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