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干线一抵达东京车站，关口律师迅速下了车，走出往八重洲方向的出口，便拦了辆出租车飞奔至信浓町的东京K大学。
这阵子他四处寻访各大学中有可能助官司一臂之力的教授，但在走遍大阪、京都及名古屋的多所大学却纷纷遭拒后，关口暗自希望，今天一定要为上诉审中的重要争议点——只要手术前做了断层摄影，就可以发现癌症已经转移到肺部——找到医学根据。
一踏入东京K大附属医院大门，关口立刻被正中央的美丽花坛吸引了。花坛的四周围绕着一栋栋白色的病房，各楼层阳台上，五彩缤纷的鲜花绽放着，楼下的停车场停满了高级房车，这一派开朗奢华的气氛和原本应该是古色古香的国立大学附属医院截然不同，让他觉得彷佛置身于大型豪宅小区中，而不是医院。
关口来到事务局，报上正木副教授的名字后，职员立刻拨通了副教授室的电话，并请他直接前往三楼的办公室。这里完全不见他去国立洛北大学找村山教授时，职员刻板地询问他有无事先约定，或是带介绍信之类的公式化流程，一通电话就简短地完成了确认工作。
推开副教授室的门，米白色的房里显得非常明亮，正木副教授正坐在书桌前和客人讨论着什么。关口以眼神致意后，就坐在门旁的椅子上。正木副教授的桌上摊着一份校稿。
“我要在这里加一些德国的统计资料，还有些地方也必须再作修改，二校时我会再修正。”
“好的。教授常常随时更正数据，最后还要修改，虽然印刷厂大喊吃不消，但我们会多次校稿、修改，直到最后定稿。”
那位看似医疗专业杂志记者的人，在正木副教授指正的地方做上记号。
“我现在就去印刷厂改稿，我先走了。”记者说完急匆匆地起身离开了。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去了美国半年，一回来工作全挤在一起，差一点就赶不上论文截稿日。虽然在美国也很忙碌，但日本杂务一堆，所以比在美国时更忙了。”
正木副教授苦笑着，在关口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他身穿法兰绒长裤、两侧打折的条纹上衣，袖口上镶着一颗皮制钮扣，一身潇洒装扮，说起话来干脆利落。
至今为止，关口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学者。
“敝姓关口，是近畿劳灾医院东院长介绍我来找您的。”
关口向正木副教授打了招呼后，双手递上东的介绍信和自己的名片。“我之前就收到你寄来的相关书状，昨天晚上，东教授也特地打电话到我家，要我尽可能协助你。”
关口已经事先将佐佐木庸平医疗纠纷的来龙去脉、在上诉审之前的发展经过，以及判决书、上诉状的影印本都寄给了正木副教授，并约好今天造访。
“在您百忙之中打扰，十分抱歉。日前寄给您的资料不知道您过目了没有？”
“我拜读了。刚好最近美国医疗纠纷官司的个案大幅增加，再加上之前我就觉得这起官司的判决很严格，所以，我立刻看了你寄来的文件。”
“是吗？美国的医疗纠纷官司很多吗？”关口探出身子问道。
“对。听说美国一年有九千件医疗纠纷，每件医疗纠纷官司的赔偿金额平均为五十万美元。其中，去年一年针对胜诉的官司支付的赔偿金为五百万美元，根据数据显示，每件医疗官司的实际赔偿金额都比要求额少很多，但日本和他们相比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其中有一件官司，是在切除左肺下叶时，因为出血量过多而放入了棉条，导致压迫到病患的脊椎，引起下半身麻痹，最后法院判决赔偿六十五万美元。可以说，美国医疗纠纷的判决对医生太严苛了。而且，随着医学的进步，医生的注意义务范围和程度不断扩大，医疗纠纷的内容也日益严重，有些医生甚至因为被判要支付工作一辈子也无法偿清的金额，结果，选择了自杀……”
正木和关口都陷入了沉默。听到医生自杀这样的事，让身为医生的正木和目前正在控告医生的关口都感到不寒而栗。
“为什么美国的医疗纠纷官司比较重视病人的主张？”
“因为美国的审理制度和日本不同。在日本，即使有误诊之实，原告仍必须举证医学上的因果关系加以证明，而且医学专家的证词和鉴定受到极大的重视。但美国是陪审团制度，并不一定重视医生的证词和鉴定，法官既相信专家证词，也重视陪审员的常识，然后再做出综合的判决，所以，判决更能够反映病人的主张。”
“我认为日本在审理医疗纠纷官司时，也应该设立特别的制度。如果不改变目前这种只重视医生的证词和鉴定的现状，医生以外的人很难从医学的角度举证、反驳，对病人极为不利。”关口语带愤慨，“对了，就像我在书状上提到的，我方上诉人主张，只要在手术前做了断层摄影，就应该可以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肺部。听说教授最近发表了胃癌转移到肺部的最新统计资料，希望得到您的首肯，将数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