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很文雅庄严的题目，我却只预备援引出一个近在身边的俗例。我想提到的是我家中经管厨房的大司务老景。假若一个文学者的态度，对于他那份事业也还有些关系，这大司务的态度，我以为真值得注意。
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
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他所认的字够念点浅近书籍，故做事以外，他就读点有趣味的唱本故事。朋友见他那么健康和气，负责做人，皆极其称赞他。
有一天，朋友××问他：“老景，你为什么凡事在行到这样子？真古怪！”
他回答得很妙，他说：“××先生，我不古怪！做先生的应当明白写在书本上的一切，做厨子的也就应当明白搁在厨房里的一切。××先生您自己不觉得奇怪，反把我当成个怪人！”
“你字写得那么好，简直写得比我还好。”
“我用了钱，得记下个账单儿，不会写字可不配做厨子！字原来就是应用的东西，我写字也不过能够应用罢了。”
“但你还会看书。”
朋友××以为这一来，厨子可不会否认他自己的特长了。谁知老景却说：“××先生，这同您炒鸡子一样，玩玩的，不值得说！”
××是个神经敏感的人，想起了这句话里一定隐藏了什么尖尖的东西，一根刺似的戳了那么一下。“做厨子的能读书，并不出奇，只有读书拿笔杆儿的先生们，一放下笔，随便做了件小小事情，譬如下厨房去炒一碟鸡子，就大惊小怪，自以为旷世奇才！”
那大司务在人面前既常是一副笑脸，笑容里真仿佛也就包含得有这样一种幽默。其实不然，他并不懂得这些空灵字眼儿，他无须乎懂幽默。
××似乎受了一点儿小小的窘，意思还想强词夺理地那么说：“我们做先生的，所以明白的是书本。你却明白比做先生的多五倍以上的事实，你若不能称为怪人，我就想称呼你为……”他大约记起“天才”两个字，但他并不说下去，因为怕再说下去只有更糟，便勉强地笑笑，只说，“你洗碗去，你洗碗去”，把面前的老景打发开了。
别人都称赞我家中这个大司务，以为是个“怪人”，我可不能同意这种称呼。这个大司务，明白他份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责任，做事不取巧，不偷懒，做过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画自赞；因为小小疏忽把事做错了时，也不带着怀才不遇委屈牢骚的神气。他每天早晚把菜按照秩序排上桌子?去，一个卷筒鱼，一个芥蓝菜，一个四季豆，一个……告给他：“大司务，你今天这菜做得好。”他不过笑笑而已。间或一样菜味道弄差了，或无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还只是笑笑。说好他不觉得可骄，说坏他不恼羞成怒。他其所以能够如此，就只因为他对于工作尽他那份职业的尊严。他自己以为自己毫不奇怪，别人也就不应当再派他成为一个怪人了。
不过，假若世界上这种人算不得是个怪人，那另外还有一种人，就使我们觉得太古怪了。我所指的，就是现在的文学家。这些人古怪处倒并不是他们本身如何与人不同，却只是他们在习气中如何把身份行为变得异常的古怪。
弄文学的同“名士风度”发生关系，当在魏晋之间，去吋较远，似乎还无所闻。魏晋以后，能文之士，除开奏议赋颂，原来就在向帝王讨好，或指陈政治得失有所主张，把文章看得较严重外，其他写作态度，便莫不带一种玩票、白相的神气。或做官不大如意，才执笔雕饰文字，有所抒写，或良辰佳节，凑兴帮闲，才做所谓吮毫铺素的事业。晋人写的小说，多预备做文章时称引典故之用，或为茶余酒后闲谈之用，如现存《博物》《述异》《世说》《笑林》之类。唐人作小说认真了一些，然而每个篇章便莫不依然为游戏心情所控制。直到如今，文学的地位虽同时下风气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从一般人看来，就并不怎样看得起它。照多数作家自己看来，也还只算一种副业。一切别的事业，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经装模作样地做下去，但一提到写作，则不过是随兴而发的一种工作而已。倘若少数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认真庄严到发痴，忘怀了一切，来完成他那篇小说，那些短诗，那幕戏剧，第一个肯定他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虽那么多，这些人对于作品的珍视，却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这些人，某一时节卷起白衬衫袖口，到厨房里去炒就一碟嫩鸡子，完事以后得意的神气，是我们所容易见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鸡子，在他们自己看来，总那么使他们感到自满与矜持。关于烹调，本是大司务做的专门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