霉小斋”，用空气和阳光做知己，照旧等待下来了。记得郁达夫先生第一次到我住处来看看，在口上，随后在文章上，都带着感慨劝我向亲戚家顺手偷一点什么，即可从从容容过一年时，我只笑笑。为的是他只看到我的生活，不明白我在为什么而如此生活。这就是我到北方来追求抽象，跟现实学习，起始走的第一段长路，共约四年光景。年轻人欢喜说“学习”和“斗争”，可有人想得到，这是一种什么学习和斗争！
这个时节，个人以外的中国社会呢，代表武力有大帅，巡阅使，督军和马弁，代表文治有内阁和以下官吏到传达。代表人民有议会、参众两院到乡约、保长。代表知识有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员。武人的理想为多讨几个女戏子，增加家庭欢乐。派人和大土匪或小军阀招安搭伙，膨胀实力。在会馆、衙门做寿，摆堂会，增加收入，并表示阔气。再其次，即和有实力的地方军人，与有才气的国会文人，叙谱打亲家，企图稳定局面或扩大局面。凡属武力，一直到火伕、马伕，还可向人民作威作福，要马料柴火时，吓得县长越墙而走。至于高级官吏和那个全民代表，则高踞病态社会组织最上层，不外三件事娱乐开心：一是逛窑子，二是上馆子，三是听乐子。最高理想是讨几个小婊子，找一个好厨子。（“五子登科”原来也是接收过来的！）若兼做某某军阀驻京代表时，住处即必然成为一个有政治性的俱乐部，可以唱京戏，推牌九，随心所欲，京兆尹和京师警察总监绝不会派人捉赌。会议中照报上记载看来，却只闻相骂，相打，打到后来，且互相上法院起诉。两派议员开会，席次相距较远，神经兴奋无从交手时，便依照《封神演义》上作战方式，一面大骂，一面祭起手边的铜墨盒法宝，远远抛去，弄得个墨汁淋漓。一切情景，恰恰像《红楼梦》顽童茗烟闹学，不过在庄严议会表演而已。相形之下，会议中的文治派，在报上发表的宪法、约法主张，自然见得黯然无色。任何理论都不如现实具体，但这却是一种什么现实！在这么一个统治机构下，穷是普遍的事实。因之解决它，即各自着手。管理市政的卖城砖，管理庙坛的卖柏树，管理宫殿的，且因偷盗事物过多难于报销，为省事计，索性放一把火将那座大殿烧掉，无可对证。一直到管理教育的一部之长，也未能免俗，把京师图书馆的善本书，提出来抵押给银行，用为发给部员的月薪。
总之，凡典守保管的，都可以随意处理。即自己性命还不能好好保管的大兵，住在西苑时，也异想天开，把圆明园附近大路路面的黄麻石，一块块撬起，卖给附近学校人家起墙造房子。卖来买去，政府当然就卖倒了。一团腐烂，终于完事。但促成其崩毁的新的一群，一部分既那么贴近这个腐烂堆积物，就已经看出一点征象，于不小心中沾上了些有毒细菌。当时既不曾好好消毒防止，当然便有相互传染之一日。
从现实以外看看理想，这四年中也可说是在一个新陈代谢挣扎过程中。文学思想运动已显明在起作用，扩大了年轻学生对社会重造的幻想与信心。那个人之师的一群呢，“五四”已过，低潮随来。官僚取了个最像官僚的政策，对他们不闻不问，使教书的同陷于绝境。然而社会转机也即在此。教授过的日子虽极困难，唯对现实的否定，差不多却有了个一致性。学生方面，则热忱纯粹分子中，起始有了以纵横社交方式活动的分子，且与“五四”稍稍不同，即“勤学”与“活动”已分离为二。不学并且像是一种有普遍性的传染病。（这事看来小，发展下去，影响就不小！）“五四”的活动分子，大多数都成了专家学者，对社会进步，始终能正面负责任。“三一八”的活动分子，大多数的成就，便不易言了。许多习文学的，当时即搁了学习的笔，在种种现实中活动，联络这个，对付那个，欢迎活的，纪念死的，开会，打架——这一切，又一律即名为革命过程中的争斗，庄严与猥亵的奇异混合，竟若每事的必然，不如此，即不称其为活动。问问“为什么要这样？”就中熟人即说：“这个名叫政治。政治学，权力第一。如果得到权力，就是明日伟大政治家。”这一来，我这个乡下人可糊涂了。第一是料想不到文学家的努力，在此而不在彼。其次是这些人将来若上了台，能为国家做什么事？有些和我相熟的，见我终日守在油腻腻桌子边出神，以为如此待下去，不是自杀必然会发疯。从他们口中，我第二次听到现实，证明抽象的追求现实方式。
“老弟，不用写文章了。你真太不知道现实，净做书呆子，做白日梦，梦想产生伟大的作品，哪会有结果？不如加入我们一伙，有饭吃，有事做，将来还可以——只要你愿意，什么都不难。”
“我并不是为吃饭和做事来北京的！”
“那为什么？难道当真喝北风、晒太阳可以活下去？欠公寓伙食账太多时，半夜才能回住处，欠馆子饭账三五元，就不大能从门前走过。一个人能够如此长远无出息地活下去？我问你。”
“为了证实信仰和希望，我就能够。”
“信仰和希望，多动人的名词，可是也多空洞！你就呆呆地守住这个空洞名词，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