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新一轮打击“会道门”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祖爷似乎早已预感到了什么，有一天开完堂会，他把我单独留下。他背着手，走来走去，好像想说什么，好几次都欲言又止。
跟随祖爷这么长时间来，头一次看到他这个状态。良久，他对我说：“大头，如果有机会，可以洗手干点别的。”
我当时吓得赶紧跪下了，“祖爷，我从没有过二心啊！我这辈子都不会背叛你！祖爷！”那段时间风声紧，我以为祖爷认为我要退场呢。
祖爷凄凉地说：“我是说真的，你入行晚，手上没人命，进去后，还可以出来，别再行骗了，好好过日子！过正常人的日子！”
我怯怯地说：“祖爷，风声紧，就跳场呗，风声过后重新再来。”
祖爷摇摇头，“你不懂，你不懂。”
沉默良久，祖爷说：“大头，有件事情……”说到这，祖爷停顿了，声音有些颤抖。
我静静地听着，听得心惊肉跳。
1945年抗战结束时，祖爷去了趟山东，本是为古董而去，祖爷喜欢收藏，有消息说那边有个乾隆时期的雕龙玉璧要出手。那年雨水大，祖爷有严重的风湿，到山东第二天腿就疼得抬不起来。后来经当地古董商介绍，请来一个女大夫为他针灸，那女的是祖传的医术，其父亲在1940年因拒绝给伪军的一个头头看病，而被活活打死。
祖爷说：“有些郎中给你扎针，恨不得扒光衣服还找不准穴位，而那姑娘，我当时穿着汗衫，她让我侧躺在炕上，每一针都扎准了！”
祖爷说他动了情，种了种子，后来孩子出生后，那女子一个人带孩子留在山东。祖爷在山东是以古董商的身份出现的，当地的古董商也拿他当圈里的掌眼人，所以祖爷告诉那女的，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古董商。从那开始，祖爷每隔半年都去趟山东，并一直苦苦地隐瞒着自己的身份。
我这才明白过来，为什么祖爷有时出远门不带脚，也没人知道他去哪儿。该我们知道的，祖爷会告诉我们，不该知道的，谁也不敢问。
做阿宝的是不允许随便结婚的，如果要结，那么那个女的也必须发展为阿宝。否则，太危险。因为人心是最难控制的，如果自己的老婆知道自己在行骗，谁也不能保证她做出什么事来。
所以，堂口里若有结婚的，都是祖爷亲批，那些女的成为阿宝后，一般都扮演“扎飞”的角色，比如灵媒，巫婆，道姑等等。而祖爷，在大家眼里，不曾有过女人。
这个消息真是晴天霹雳，如果坝头们知道祖爷还留这么一手，那么肯定全反了，此时如果有人提议切了祖爷，我想没人会反对。
祖爷说：“不是我对不起兄弟们，我只是想给家门留个种儿。民国六年，我的家人全死了，这些年，打打杀杀，我也想过平平安安的生活，已经没机会了，你们有，你们要好好把握今后的日子。”
祖爷对我说，他死后，如果我还活着，风声不紧的时候，就让我有机会去看看她娘儿俩。说到这，祖爷笑了，“是个男孩，香火可以续下去了。”
祖爷还告诉了我一个秘密：他在城外岳家岭山口两棵大槐中间埋了一个箱子，里面全是真货。祖爷说该吐的他会吐出来，但他必须留些钱给他们娘儿俩。后来，祖爷被抄家时，虽然抄走很多东西，但没人知道还有一箱财宝。祖爷永远留有后手。
这就体现祖爷的经济头脑了。国民党执政这些年，货币制度一片混乱，从“袁大头”到“孙小头”，从法币到“金圆券”，再加上民间私下流通的各种铜钱、铸币、购物券，各种货币不下十几种，但祖爷只藏“硬货币”，他从不相信那白纸一样的纸币，即便是法币刚刚发行、购买力比较高时，他都紧紧握着真金白银。他宁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兑换一些法币，也不会抛空。后来通货膨胀后，证明祖爷的决策太英明了！否则，现在留给家人的就是一箱废纸。
多年来，祖爷囤积了不少金条、银元、银锭，还有给大户看风水时人家送的玉璧、怀表之类的古董。祖爷让我有机会时把那箱子东西陆续给他的老婆和孩子，祖爷一再叮嘱，不要一次都给了，那样会给他们招来灾祸，弄不好会送命！如果我缺钱时，也可以自己享用。
我吓得赶紧跪下，哭着说：“祖爷，我不敢！”
我怯怯地问祖爷：“为什么信任我？”
祖爷一笑，反问了我一句：“大头，我为什么让你加入堂口？”
我愣了半天，恍然大悟！他招的不是一个阿宝，而是一个能托付后事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祖爷最后的局，他一直在局的顶端拉网，所有的坝头都是这张网上的坠儿，最后，我成了那个收网的人。
祖爷在茶馆里观察我许久了，他喝完茶走时，多次故意把钱掉在地上，我捡起来，追上他，还给他，他那是考验我的贪财心；入了堂口后，二坝头带我逛窑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