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片竹林一样安静。那时候他可能已经预感到，几十年以后他会重新站到这个位置上。这个不幸的预感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成为现实。
尽管谭良随同他的部队进驻了上海。可上海解放时，在长长走过的俘虏行列里，并没有谭良。显然在此之前他已经离开了上海，他率领的工兵排那时候已在舟山了。舟山失守后，谭良也随之失踪。在朝台湾溃退的大批国民党官兵里，有三个人是谭良工兵排的士兵。他们三人几乎共同认为谭良已经葬身大海，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谭良乘坐的那艘帆船如何被海浪击碎。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傍晚五点正，一个名叫沈良的老渔民，在舟山定海港踏上了一艘驶往上海的班轮。他躺在班轮某个船舱的上铺，经过了似乎有几十年般漫长的一夜摇晃。翌日清晨班轮靠上了上海十六铺码头。沈良挤在旅客之中上了岸，然后换乘电车到了徐家汇西区长途汽车站。在那天早晨七点整时，他买到了一张七点半去小城烟的汽车票。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上午，他坐在驶往小城烟的长途汽车里，他的邻座是一位来自远方的年轻人。年轻人因患眼疾在上海某医院住了一个月，病愈后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小城烟。在汽车里，沈良向这位年轻人讲述了几十年前，一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指挥工兵排在小城烟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
外乡人说：“十年前。”
外乡人这时的声音虽然依旧十分平稳，可我还是感觉到里面出现了某些变化。我感到桥下的水似乎换了一个方向流去了。外乡人的神态已经明确告诉我，他开始叙述另一桩事。
他继续说：“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
我感到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因为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还没有来到。于是我善意地纠正道：
“是一九七八年。”“不。”外乡人摆了摆，说，“是一九八八年。”他向我指明，“如果是一九七八年的话，那是二十年前了。”
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外乡人的个人生活出现了意外。这个意外导致了外乡人在多月之后来到了小城烟。五月八日之后并不太久，他的眼睛开始不停地掉眼泪，与此同时他的视力也逐渐沉重起来。这些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他隐约感到视力的衰退与五月八日发生的那件事有关。那件事十分隐秘，他无法让别人知道。因此他束手无策地感觉着身外的景物越来越模糊与混浊。
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坐在阳台的椅子里看报时，他把父亲当成了一条扔在椅子里的鸭绒被，走过去抓住了父亲的衣领。两日之后，几乎所有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眼睛正走在通往黑暗的途中。于是他被送入了当地的医院。
从那一日起，他不再对自己躯体负责。他听任别人对他躯体发出的指挥。而他的内心则始终盘旋着那件十分隐秘的事。只有他知道自己的眼睛为何会走向模糊。他依稀感到自己的躯体坐上了汽车，然后又坐上了火车。火车驶入上海站后，他被送入了上海的一家医院。
在他住院后不到半个月，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一个来自外地的年轻女子，在虹口区一条大街上，与一辆急驶过来的解放牌卡车共同制造了一起车祸。少女当即被送入外乡人接受治疗的医院。四小时后少女死在手术台上。在她临终前一小时，主刀医生已经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因此与少女的父亲，一个坐在手术室外长凳上不知所措的男人，讨论了有关出卖少女身上器官的事宜。那个男人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惨祸弄得六神无主，他虽然什么都答应了，可他什么都没有明白过来。年轻女子的眼球被取出来以后，由三名眼科医生给外乡人做了角膜移植手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上午，外乡人眼睛上的纱布被永久地取走了。他仿佛感到有一把折叠纸扇在眼前扇了一下，于是黑暗消失了。外乡人看到父亲站在床前像一个人，确切地说是像他的父亲。
外乡人继续在那张病床上睡了两个夜晚，在九月三日这一天他才正式出院。他在这天上午来到徐家汇西区长途汽车站，坐上了驶向小城烟的长途汽车。他的父亲没有与他同行，父亲在送他上车以后便去了火车站，他将坐火车回家。
外乡人没有和父亲一起回家，而去了他以前从未听闻过的小城烟。他要去找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曾经有过一个名叫杨柳的女儿。杨柳十七岁时在上海因车祸而死。她的眼球献给了外乡人。这些情况是他病愈时一位护士告诉他的。他在那家医院的收费处打听到了杨柳的住址。杨柳住在小城烟曲尺胡同２６号。上海通往烟是一条沥青色的柏油马路，在那个初秋阴沉的上午，重见光明后第三天的外乡人，用他的眼睛注视着车窗外有些灰暗的景色。他的邻座是一位老人，老人尽管穿戴十分整齐，可他身上总是散发着些许鱼腥味。老人一直闭着眼睛，直到汽车驶过了金山，老人的眼睛始才睁开，那时候外乡人依然望着窗外。在汽车最后四分之一的行程里，老人开始说话。他告诉外乡人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