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沙梁，羊的数量是人的三倍或五倍。牛比人少，有人的三分之一。要按腿算，人腿和狗腿则相差不了几条。一个村庄哪种动物最多，在午后看地上的蹄印脚印便一清二楚。
一般时候，出门碰见两头猪遇到一个人，闻五句驴叫听见一句人声。望穿一群羊，望见一个人。绕过四五垛柴草，看见一两个人——我在一垛麦草后面看见两个抱在一起的人，脸挨脸肚子贴着肚子，像在玩一个好玩极了的游戏。
谁要问我沙沟沿上谁谁家的人长啥模样，一时半会，我可能真说不出。若提起他家的黄狗黑母牛，我立马就能说出它们的毛色，望人望其他东西时的眼神，走路和跑起来的架势，连前腿内侧的一小撮杂毛、后蹄盖一个缺口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记住了太多的牲畜和其他东西，记住很少一些人。他们远远地躲在那些事物后面——人跟在一车草后面，蹲在半堵墙后面，随在尘土飞扬的一群牛后面，站在金黄一片的麦田那边，出现又消失，隐隐约约，很少有人走到跟前，像一只鸡、一条狗那样近地让我看清和认识他们。
树又高又显，草、庄稼遍野遍滩，狗和驴高声叫喊，随地大小便。人低着头，躬着身，小声碎步地活在中间。好几年，我能听见王占元的一两声叫喊，他被什么东西整急了，低哑地叫唤两声，便又听不见。好几个月，我能碰见一次陈有根，他还是那张愁巴巴的脸，肩上扛着锨，手里提一把镰刀，腰绑一根绳，从渠沿下来，一转眼消失在几堵破墙后面，再看不见。
我想起一件东西时，偶尔想起一个人，已经叫不上名字，衣着和相貌也都模糊，只记得是黄沙梁村人，住在北边一间矮土房里。常牵一头秃角白母牛下地。在我熟悉的那堵有一条大斜缝的土墙根坐过一个下午。领一条我认识的黑狗，公的，杂毛，跟我们家黑母狗有过一次恋情。是在我们家房后面的路上，两条狗纠缠在一起，杂毛公狗一会儿亲我们家黑狗的嘴、脖子，一会儿伸长舌头舔黑狗的屁股。我以为它们闹着玩，过了会儿，杂毛公狗的东西伸了出来，红兮兮的一长截子，滴着水。黑母狗也翘起了尾巴，水门亮汪汪的。我知道它们要干事，赶紧捡块土块跑过去打开杂毛公狗。我不喜欢杂毛，我喜欢纯黑色的狗。我一直想让沙沟沿张户家的大黑狗配我们家母狗，可是两条狗见了面互不理识，好像前世有仇。
杂毛公狗吟叫着边跑边回头。黑母狗跟着它跑，我叫了两声，叫不回来。它们跑过大渠沿不见了。我追到渠沿上，只看见那边一片苞谷地哗哗地响动。几个月后，黑狗生了窝小狗，八只，一半是杂毛。我不喜欢，没等出月便把四只小杂毛偷偷抱出去，送到西边的闸板口村了。那时小狗还没睁开眼睛。它不知道自己生在哪里，长大了也不会再找回来。
鸡算最多的了，在黄沙梁，除了蚂蚁，遍地都是鸡。每家都养几十、上百只。而且，鸡不住地下蛋，蛋又不住地孵出鸡。
鸡这种小东西很难有个准确数目。它到处跑、到处钻。谁都不敢肯定地说他家有多少只鸡，就像不敢肯定他家门前树上有多少只鸟，屋里有多少只老鼠一样。
数鸡的方法很简单，往院子里撒一把苞谷粒，学着鸡嗓子“咯咯”尖叫几声，鸡便争先恐后从角角落落跑出来，拥在一起争食吃。
如果把谷粒撒成一条线，鸡便像排成一长溜子，两个两个数，数到十八或二十七，你觉着就这么多了，突然又从柴垛下“咯咯”地钻出一只。
有时早晨数二十四只，下午却成了二十三只。又撒了几把苞谷，满院子“咯咯”地叫，站在门口朝路上叫，嗓子叫疼了也没再出来一只。第二天，第三天，仍然是二十三只。你断定这只鸡丢了，已经顶了谁家的锅盖了。你很生气，在没人处骂几句：哪个牲口把我们家鸡吃了。吃了烂嘴。吃了断肠子。然后装得若无其事，背着手，不慌不忙在村里转一圈，眼睛在人家垃圾堆上扫来扫去，想找到一根鸡毛、半只鸡头、几根鸡骨头。这是不可能的事。偷鸡的人都知道把鸡毛挖坑埋掉。坑挖得又ｉb?深又隐秘，埋好了用脚踩瓷实，撒些干土，扔些草叶子，你从上面走过去都觉察不出。直到有一天，你在邻居家院子边取土，无意中挖出一团鸡毛，黑色，夹杂一点白色短绒毛，你觉得面熟，突然想起二十年前丢掉的一只黑母鸡，肚皮下有块白短毛。咋就没想到他呢。你望着那扇门，怪自己二十年前咋就没想到是邻居家偷的鸡呢。现在啥话都不能说了，两家早成了亲戚，邻居家的儿子娶了你女儿，两家好得跟一家似的。
最好在大中午，突然闯进一家门。“老王，借根麻绳。”看他们慌张的样子——赶紧把锅盖住，碗藏到桌子底下，嘴里顾不上未嚼烂的东西一伸脖子咽下去。
或装得很亲热，抱起人家的孩子亲亲，闻闻嘴里有没有鸡肉味。
丢一只鸡对一户人家来说，就像风刮走树上的一片叶子，根本算不上一件事。你要因一只鸡的事扰乱了村子，问东家骂西家，日后你万一丢一头牛，肯定会扰得世界都不得安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