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走，免得别人先来讨去了。”
“你要卖给我？”“什么人卖给你？送啦！”“那我不要。”“不要算了。要不要？快讲！”“好啦！”
车是荷西的，当时爸爸妈妈去加纳利群岛——摩托车是我一向不肯买的东西，怕他骑了去玩命。结果荷西跟爸爸告状，爸爸宠他，就得了一辆车，岳父和半子一有了车，两个人就去飞驰，顽皮得妈妈和我好担心。车子骑了不到一个月，荷西永远走了。后来我一个人住，也去存心玩命，骑了好多次都没出事。这一回，是拉蒙接下了手。
第二天深夜，拉蒙来了，在车房里，我帮他推摩托车，将车横摆在他的小货车里。这时，突然看见了车房内放杂物的大长柜子，我打开来一扇橱门，一看里面的东西，快速把门砰一声关上，人去靠在门上。
“拉蒙——”我喊木匠，在车房黯淡的灯光下，我用手敲敲身后的门。
“这个柜子里的东西，我不能看，你过来——”说着我让开了，站得远远的。
门开了，拉蒙手上握着的，是一把阴森森的射鱼枪——荷西死时最后一刻握着的东西。
“我到客厅去，你，把里面一切的东西都清掉，我说‘一切的潜水用器’，你不必跟我来讲再见，理清楚了，把门带上，我们再打电话。今天晚上，不必叫我来看你拿走了什么”“这批潜水器材好贵的，你要送给我？”
“你神经是不是？木头木脑不晓得我的心是不是？不跟你讲话——”说着我奔过大院子跑到客厅去。我坐在黑暗里，听见拉蒙来敲玻璃门，我不能理他。
“陈姐姐，来——亲——一——个——。”
街那边的南施用中文狂喊着向我跑，我伸出了手臂也向她拚命的跑，两个人都喊着中文，在街上，拥抱着，像西班牙人一样的亲着脸颊，拉着手又叫又跳。
南施是我亲爱的中国妹妹，她跟着父母多年前就来到了岛上，经营着一家港口名气好大的中国餐馆。南施新婚不到一个月，嫁给了小强；那个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又酷爱历史的中国同胞，可惜我没能赶上他们的婚礼。“那你现在是什么太太了？”我大喊。
“钟太太呀！可是大家还是叫我南施。”
我们拉着手跑到南施父母的餐馆里去，张妈妈见了我也是紧紧的拥抱着。在这个小岛上，中国同胞大半经营餐旅业，大家情感很亲密，不是一盘散沙。
“南燕呢？”问起南施的妹妹，才知南燕正去了台湾，参加救国团的夏令营去了。
“三年没有消息，想死你了，都不来信。”张妈妈笑得那么慈爱，像极了我的母亲。我缠在她身上不肯坐下来。“房子卖了。”我亲一下张妈妈。才说。
“那你回台湾去就不回来了。”南施一面给我倒茶水一面说。
“不回来对你最好，‘所有的书’——中文的，都给你。”知道南施是个书痴，笑着睇了她一眼。
南施当然知道我的藏书。以前，她太有分寸，要借也不敢借的，这一回我说中文书是她的了，她掐住小强的手臂像要把小强掐断手一样欣喜若狂。
“那么多书——全是我的了？”南施做梦似的恍惚一笑。我为着她的快乐，自己也乐得眼眶发热。
张伯伯说：“那怎么好，那怎么好？太贵重了，太贵重了——”
我看着这可亲可敬的一家人，想到他们身在海外那么多年，尚且如此看重中国的书籍，那种渴慕之心，使我恨不能再有更多的书留下来送给他们。
那天中午，当然在张伯伯的餐馆午饭，张伯伯说这一顿不算数，下一次要拿大海碗的鱼翅给我当面条来吃个够。
城内的朋友不止中国同胞，我的女友法蒂玛，接受了全部的西班牙文的书籍和一些小瓶小碗加上许许多多荷西自己做框的图画。
“你不难过吗？书上还有荷西的字迹？”法蒂玛摸摸书，用着她那含悲的大眼睛凝望着我。
我不能回答，拿了一支烟出来，却点不着火柴，法蒂玛拍一下用她的打火机点好一支烟递上来。我们对笑了一笑，然后不说话，就坐在向海的咖啡座上，看落日往海里跌进去。“想你们，怎么老不在家？回来时无论多晚都来按我的门铃，等着。ECHO。”
把这张字条塞进十九号邻居的门缝里，怕海风吹掉，又用胶带横贴了一道。
我住二十一号。
我的紧邻，岛上最大的“邮政银行”的总经理夫妇是极有爱心的一对朋友，他们爱音乐，更爱书籍。家，是在布置上跟我最相近的，我们不止感情好，古文化上最最谈得来的也是他们。假日他们绝对不应酬的，常常三个人深谈到天亮，才依依不舍的各自去睡。这一趟回来总也找不着人，才留了条子。
那个留了字条的黄昏，玛利路斯把我的门铃按得好像救火车，我奔出去，她也不叫我锁门，拉了我往她的家里跑，喊着：“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