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咱们可是有几天没合眼了！”
列车开动了。车轮发出的有节奏的隆隆声，在他俩听来不啻是美妙的催眠曲。能挤上这北去的列车，心里真是畅快无比！
多日来积聚的疲劳，终于把他们很快送入了甜蜜的梦乡。
火车到达武昌鲇鱼套，粟裕和膝久忠偷偷地下了车。俩人在一条坑洼洼的街道上走了不多远，就望见了平阳门上的城楼。
当时，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反共。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正在平阳门外招募新兵，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师长就是粟裕仰慕已久的叶挺。当时各地的进步分子多遭通缉或追捕，为了收容两湖地区被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培养党的军事干部，在二十四师专门成立了教导队。
粟裕和膝久忠兴奋地跑到招募处，顺利地进入了教导大队。
叶挺领导的二十四师是原独立团扩编的。独立团在北伐时期就令反动军阀闻风丧胆。其基本力量大多是共产党员，攻坚突击，奋不顾身。叶挺带领这个军队从南到北，攻克长沙，力拔岳阳，汀泗桥大败军阀吴佩孚，武昌城活捉刘玉成，所向披靡，威震国，这支军队被誉为“铁军”。叶挺战功卓著，被称为“北伐名将”。
既然是铁军，其军纪与训练自然甚为严格。粟裕参加铁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很快就投入了艰苦的军训生活。
第二十四师教导队每天不是一般军队的三操两讲，而是四操三讲。“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还有一小时的点名训话。
每天起床号一响，官兵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漱洗、整理内务完毕，照例是十多公里的跑步，而且还得抢占一座百多公尺高的山头，先到者站排头，后到者站排尾，这也是一种无声的表扬和批评。列队完毕后只休息五分钟，立即跑回原地，不解散队伍就进入饭堂。
早饭后的军事训练更为严格。一个动作做得稍不合乎要求，就要重做多次，直到完合乎要求为止。
盛夏的武汉，烈日炎炎。粟裕和同学们在骄阳的炙烤下，汗水浸透了军衣，没有一个抬手擦汗，每个人笔挺挺地立着，聆听着教员的训话。因为他们知道，战争要比酷热更恶劣。
当时的枪支很陈旧，套筒枪为数最多，甚至还有九响毛瑟枪，寥寥无几的“汉阳七九”，算是最新式武器。粟裕一遍遍地擦拭着他那把陈旧的套筒枪，幼年时代那握“土枪”打“恶霸”靶子的情形又在脑海中浮现，胡佐武校长的惨遭杀害又闪现在眼前，他情不自禁地握紧枪杆，脱口而出：“血债，一定要以血来偿还！”
虽然教导队的学员都是党、团员，具有较高的革命热情，但因有相当部分人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所以，组织上对政治教育极为重视。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同志亲自给他们做报告，受到同学们的极大欢迎。
周恩来给他们做过两次报告，主要是讲形势和任务，他那爽朗明快的语言，鲜明的观点，透彻的分析，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坚定态度，给粟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周恩来不止一次地亲切询问粟裕他们：“你们都是些学生，怕不怕苦？现在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吃得消吗？”
他还语重心长地鼓励粟裕和他的同学们：“你们这支队伍，都是党、团员，是建设革命军队的基础，一定要肩负起阶级重托！将来你们要到部队中去，到士兵中去，掌握革命武装，学会打仗，用革命的军队去故胜反革命的军队，去夺取革命的胜利！”
当时，粟裕和他的战友大多数直接受到过反革命武装的迫害，刚刚拿起枪，心情是振奋的，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报告，更是受到很大鼓舞。
恽代英同志讲话十分幽默，富有鼓动力。蒋介石叛变，一部分国民党人士表面上标榜自己是中间派，实际上亲蒋，孙科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恽代英曾挖苦他说：“人家说孙科是中间派，我看他是站在中间，向前一步走，向右看齐！”
很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孙科之流的真实面目。
恽代英还鼓励粟裕他们在战争中学会打仗。某部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中曾一度失利，退了下来。当时有人说他们不会打仗。恽代英却说：“我看不是这样，谁天生会打仗？这是演习了一次退却，打仗总是要在战争中才能学会的！”
那支部队又重新鼓起了士气。
叶挺也常为教导队做政治报告，但讲话比较严肃。当时大家都传诵着他的战斗故事。当夏斗寅勾结蒋介石叛变，进攻武汉并已打到距武昌仅有二十公里的纸坊时，我方因兵力悬殊，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退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