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他怎么当上匈奴兵的，刘备疑惑着：“我与左匈奴的于扶罗不合，来此事寻他的晦气，与右匈奴何干，右匈奴为何出兵打我？”
原来，于扶罗派人到右匈奴哭诉，说刘备向讨要他所劫掠的战利品，这一举动触怒了右匈奴，右匈奴决定出兵维护它们的尊严。
中原的朝廷历来是尊重异民族习惯的，儒家的经典中记载：黄帝时，黄帝寻访到一个异民族，他们有不穿衣服的习惯，黄帝脱去了衣物，进入他们的帐中和他们亲善交谈。黄帝时期没有文字，黄帝是否托梦告诉其后的儒士他确实这么做了，不得而知。但儒士们编造这段话，体现了他们“仁”的思想。
大汉朝廷历来尊重匈奴的习惯，包括他们劫掠的爱好，即使在与汉廷最亲善的时期（和亲之时），匈奴也未停止每年的“打秋风”行动。他们的劫掠所获，从没有汉官向他们讨要，这也就是张扬不理洛阳被劫女子的哭诉的原因——任你三公六卿的子女，到了匈奴口袋里，就是匈奴人的财产。
刘备要求于扶罗交出劫掠来的大汉仕女，危及到了匈奴以后劫掠所获的所有权。为了教训刘备，右匈奴发兵11万，按照约定来攻打刘备。
“约定”，刘备玩味着这个字眼，继续追问：“于扶罗和你们有什么约定？”
草原上各部族，现在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对于出兵这样的重大行动，必须通过部族大会，经各长老（元老）的一致认可才行。虽然这些人是小兵，但他们对部族的军事计划也会很了解。
“须卜骨都侯单于死后，南匈奴未再立新单于，恰好羌渠单于的儿子（于扶罗）在我汉廷受到欺凌，回到兹城，经部族长老（元老）合议，决定复立于扶罗为单于。大单于（于扶罗）要求右匈奴在青州兵军渡河后，占领河东岸，切断青州兵归路。后来，我们看到绵山火起，以为战斗已经打响，所以开始攻击。”
这下，所有的将领都听懂了——“我汉廷”，这证实眼前的人原是汉人。
典韦拔剑而起：“匹夫，好好的汉人不当，做什么匈奴兵，我非宰了你不可。”
刘备摆手止住了典韦，那匈奴兵强辩说：“做汉人，官吏日日煎迫，如何能活得下去？做匈奴人，不仅不上税，抢劫所获还归自己，官吏不予干涉。将军，我生在边地，土地贫瘠，不做匈奴人，我坟墓上的草早长得好高了。”
刘备拉住了典韦——这有何难以理解？几千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干的，外国人可以在我们的土地上获得国民待遇，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不到国民待遇，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吏治不清，整个文化是个投降派导向。发生诸如满清入关时，残杀汉人最凶残的是投降满清的汉人这样的事，也就不奇怪了。比如：嘉定三屠就是汉人搞出来的。他们投降了异族，为了获得赏识，只有对自己的同胞表现凶残。对异族讲仁义，害死自己啊。
“左匈奴兵力有多少，打算在那里与我们交战？”刘备继续讯问。
“不知！”
“不知，那你就没有用处了，典韦，这个人交给你了。”
南匈奴休生养息后，打败了北匈奴，北匈奴被迫西迁，其留下的七万骑军投奔乌恒，从而促成了鲜卑乌恒今日的强盛。北匈奴光败逃后都有七万残军，其实力可想而知，而能打败这样实力的南匈奴，有20万战士，恐怕还不是他部的实力。对付匈奴，是个长期的事，看来今后能慎重。
汉代，是中国骑兵发展最鼎盛的时期，据历史记载，前秦的苻坚南下动用了骑兵二十七万；北魏太武帝侵宋时以骑兵六十万渡淮，直逼长江；梁魏钟离之战中魏军八十万中有骑兵二十四万。可以说这一时期骑兵战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而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的重骑兵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之所以重骑兵昙花一现，源出自中国军队的一个恶习：军马必须阉割。中国古代交战，旷日持久，为了防止春季军马发情时，战马脾气暴躁，扰乱军营与军阵，凡军马都需阉割。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新中国成立后，当时，边防骑兵仍保留着这一恶习。
最优良的马匹成为军马，被阉割，随后，骑兵们只能在当时淘汰下来的马里，再选择稍微优秀的进行阉割。几千年阉割下来，雄骏的中国马阉割成了矮小的中国驴。严格地说，那已经不是马了，不会奔跑只会走，我们给它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走马。
“今后，与匈奴兵的交战，将会是一个大规模的骑兵会战，我们把于扶罗逼迫到匈奴部落里，重当单于，虽然有了对付整个匈奴的借口，但匈奴人抱成团，对我们是福是祸？”刘备暗自琢磨。此刻，刘备已明白了：为何历史上曹操敢驱逐乌恒，却不敢对匈奴下手，同意花钱赎回蔡文姬。
南匈奴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也怪不得随后刘豹敢于在五胡中第一个建国，自立为王。
“匈奴兵开始进攻了”管亥自帐外进来，提醒刘备。
“迎战”，刘备一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