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融会而成的文化生命，也可说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心态和修养。
就像在这首小提琴协奏曲中，秦放歌把华夏民族精神的真切诉求深埋在旋律中，让人为之动容，受之启发，获得深切的民族认同感与使命感。归根结底，其实是因为其中有写出了人类共有的情感，能触动观众们心底的共鸣。让不管是炎黄子孙，还是欧罗巴人，都能从音乐中，聆听来自春的声音。
现场除了约瑟夫这样的古典音乐爱好者外，也有亚历山德罗这样古典音乐从业者，还是其中的佼佼者。
身为作曲家的亚历山德罗感触无疑是最深的，不过他这会职业病又犯了，听到秦放歌和捷克爱乐乐团的演奏，情不自禁的就想得很多会去分析曲子的结构和声，也会猜测秦放歌这个非人的家伙，是怎样把这样一首极具中国音乐风格的作品创作出来的。
他自己也是作曲家，对作曲的理解，自然不会外行猜测那样的，可也正因为如此，亚历山德罗越发觉得秦放歌简直不是人！
对大多数人来说，作曲家是个神秘的人物，而他的创作则是一座无法接近的象牙塔。很多人希望首先听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与创作有关的灵感问题。当他们发现作曲家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整天思考这个问题时，他们感到难以相信。外行总是很难认识到作曲对作曲家来说是多么自然的事，他倾向于把自己放在作曲家的位置上，从外行的角度来观察所涉及的问题，包括灵感问题。他忘了对于作曲家作曲就象履行一种天然的职责，像吃饭和睡觉一样，这是作曲家生来就应该做的事；而正因为如此，在作曲家看来作曲就失去了这种特殊的效能。
面对灵感这个问题，亚历山德罗这样作曲家就不会对自己说：“我现在有灵感吗？”而是说：“我今天想作曲吗？”若是他想，他就去作曲。这多少有点像你对自己说：“我困吗？”如果你觉得困，你就去睡，如果不困，就不睡。假如作曲家不想作曲，他就不作。问题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作曲家们在作完曲后，都希望每个人(包括自己)都承认这首作品是在灵感激励下写的，这样似乎也更能让作曲变得神秘。虽然作曲家们都知道，这实际上这是最后添上去的。至于是否要等待灵感到来这样的问题，亚历山德罗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每天都是！”
但这决不是指消极地等待天赐的灵感，而是积极去从生活里，从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中获得，从自己不断的努力工作（也就是作曲）中得来。
比起灵感来自哪里，作曲的时候用不用钢琴这样的问题，亚历山德罗现在更关心的问题是，“秦放歌创作这首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是用什么开始创作；又是从哪里开始创作？”
尽管他最清楚，每个作曲家都是从乐思开始创作，要知道，这乐思不是思维的、文字的或超音乐的。似乎在突然间就来了一个主题或者说乐思，作曲家就从这个主题开始，而这主题是天赐的。
很多时候，作曲家自己甚至都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控制不了它。主题的到来犹如无意识的书。因此作曲家们经常带着小本子，一旦主题到来就记下来，他收集乐思。对这种作曲的要素谁也无能为力。乐思可能以不同的形式来临。它可能是一支旋律——只是一支可以哼给自己听的旋律。也可能是以带伴奏的旋律形式出现在作曲家的脑海中。有时他甚至听不到旋律，只是设想一种伴奏音型，然后也许能在这个音型上加上一支旋律。另一种情况是主题可能以纯节奏音型的形式出现。他听到某种特殊的击鼓声，这就足以使他动手了。在击鼓声中，他很快就会听到伴奏和旋律，然而最初想到的只是节奏。
更有天赋的作曲家们，甚至能以对位的手法把同时听到的两、三支旋律编织在一起，但产生这种主题的灵感比较罕见。
所有这些都是乐思在作曲家们脑海中出现的不同方式。作曲家有了乐思，并在小本子里记下了若干乐思，然后对它们进行检查，检查的方式与聆听者看到这些乐思时可能对它们进行检查的方式相同。他想知道乐思都有些什么。可以从纯形式美的角度去检查音乐线条。再看看这支线条的起伏方式，好像这是画的一条线而不是音乐线条似的。
他甚至企图对它进行修改，就像在作画时进行修改一样，以便使旋律轮廓的起伏得到改进。不过他还想知道这主题的情感意义。如果所有的音乐都具有表情价值的话，作曲家就必须意识到他的主题的表情价值。他可能无法用许多话把它说清楚，但作曲家们肯定能感觉到的！他凭直觉了解自己的主题是欢乐的还是悲伤的，是崇高的还是邪恶的。有时甚至连他自己也捣不清它的确切性质。不过他迟早会凭直觉判断他的主题的情感性质，因为这正是他要加工的东西。
但主题毕竟只是连续的音符，通过力度变化，即响亮和大胆的演奏或柔和和胆怯的演奏，就可以改变同一串连续的音符所表现的情感。通过改变和声可以给主题加上新的强烈的情绪；在节奏处理方面变换手法，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