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冬天之前，中学英语教师董桂兰的生活，套一句当时用得很滥的成语，就是“蒸蒸日上”。这年她被评上了特级优秀教师——她带的班级连续两年达到全市最高高考升学率。她的丈夫王德清，也刚刚提升为厂里的财务处处长。他们的养女王小灯，在全市的初中英语会考中得了第一名。而且，他们全家刚刚从破旧的筒子楼里搬出来，迁入了两室一厅的新居。
王德清一家是在四年前随单位迁移到石家庄的。四年的日子不算长，却刚够磨掉他们脸上毛糙怯生的外乡人表情，让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开始感觉到脚下的根基。
这年董桂兰四十八<cite></cite>岁，正在本命年上。年初的时候王德清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要给妻子买一条避邪的红腰带。当时董桂兰正被接踵而至的喜讯折腾得云里雾里的，春风得意的人往往很容易忽略身后的阴影。所以那天董桂兰带着一点轻蔑的神情对丈夫说：我就不信这个邪。
可是这年的冬天一切突然都改变了。
变化最早是从一场咳嗽开始的。这里的“一场”是单数，也是复数，是由许许多多的“小场”连绵不断地接缀而成的一个“大场”。这一大场咳嗽是从夏天开始的，从夏末延伸至秋初，又从秋初延伸至秋末，再从秋末延伸至冬初。入冬的时候，董桂兰终于顶不住了，请假去了一趟医院。
董桂兰去医院的那天早晨和任何其他一个早晨也没有什么区别。她和小灯几乎是同时在收音机的早间新闻声中醒过来的。自从小灯来到王家之后，董桂兰就一直和小灯合睡一张床，而王德清则自己一个人睡一张床。厨房里王德清已经把早餐大致准备就绪了。王德清的工作单位在郊区，班车单程也需要开两个多小时。所以王德清平常住在厂里，只有周三轮休时才回家。王德清在家的那一天，总是早早地起来做饭，好让妻子和女儿多睡十五分钟。
董桂兰前晚备课备到很晚，早上起来就有些头昏脑胀。小灯倒是准时睡的，只是睡得不怎么踏实，董桂兰破铜锣似的咳了一夜。所以母女两个虽都醒了，却依旧赖在被窝里，一个在床头一个在床尾掩着嘴呼呼地打着哈欠。
“小灯你这一夜踢蹬的，小达小达地喊。谁是小达呀？”董桂兰问。
小灯怔了一怔，半晌，才蔫蔫地坐起来，说妈你睡糊涂了，我不认识什么小达的。
天冷，暖气稀薄如鼻涕，窗户上结着厚厚的霜。小灯跳下地，老鼠似的东钻西窜满地找鞋子。去年买的棉毛衫棉毛裤都有些小了，胸前已经鼓出两个小小的包，瘦骨零丁的裤腿里，竟有了一些内容。王德清热好了牛奶，进门来催，半截身子伏在门框上，突然就不动了。
“桂，桂兰，我们小灯长起来了。”王德清喃喃地说。
“跟她们班同学比，还是瘦。小小年纪，整天闹头疼的，唉。”董桂兰捏了捏小灯的肩胛骨，叹了一口气。
小灯觉得遍身贴的都是眼睛，就赶紧窸窸窣窣地找毛衣套上。钻出头来，把衣服抻平了，撸下了一地的眼睛。一扭头，突然看见了董桂兰脸上的血迹。
“妈，你怎么了？”小灯指着董桂兰的下巴问。
董桂兰用手背擦了擦，说这颗痣也不知怎么了，最近老出血。今天看医生，要些药膏抹一抹。
都洗漱过了，三人就坐下来吃早饭。早饭是牛奶面包，小灯勉强喝了一小杯，就搁下了，去拿书包。董桂兰追着让把那剩的都喝完了，三人就兵分两路出发——小灯上学，王德清陪董桂兰去医院看病。
董桂兰那天穿的是一件印着蓝花的灰布对襟棉袄，脖子上围了一条黑色的羊毛围巾。棉袄很新，在肩膀袖肘处绽出许多厚实的皱纹来。风很大，围巾一出门就给刮得飞飞扬扬的，像一只折了翅的鹞子。早上洗完脸董桂兰抹过一些防裂霜，茉莉花的香味被风吹送得很远。天开始下起了雪霰子，窸窣地砸在地上，仿佛是过年炒花生栗子时沙粒滚过铁锅的声音。这些颜色气味声响构成了小灯对健康的董桂兰的最后印象。
都走到路口了，董桂兰又跑过去，往<var></var>小灯手里塞了一张五元的票子。小灯只觉得董桂兰那天走路的样子有点怪，一脚高一脚低的，好像鞋子里进了石子。
“万一妈回不来，你中午自己买碗面吃，牛肉的。”
当时无论是小灯还是董桂兰都没有意识到，这竟是一语成谶——董桂兰在这个清晨从家里走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她当时就给留在了医院。
肺。肝。癌细胞已经爬满了这两个部位。可是癌细胞最早却不是从那里滋生出来的。发源地是那颗已经在她下巴生长了多年的黑痣。董桂兰得的是恶性黑色素瘤，晚期，早已转移。从最初的诊断到最后去世，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董桂兰是在腊月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