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把它发扬光大，因为延安百姓不是军队，他们需要平静的生活环境才能好好活着。
地雷对他们来说，是成本最低的防御手段。
不需要多大批量，埋在地里几颗，别管官军还是贼人，只要踩上一颗就能被吓得原路返回，人们便得以保卫自己的生活。
合机地雷对延安百姓来说，优点很多，缺点就一个，这个玩意儿在陕北的地理环境，时效性有点太长了。
以至于各个村子负责埋雷的后生，经常会问别人一句话：“我把地雷埋哪儿了？”
不知道，估计是官道上吧。
大伙也没有特别在乎，正经人谁走官道啊？
后来小路也不能走了，如果一定要出门，衣裳可以不穿，反正路上也没人，但必须要赶只趟雷羊。
不论如何，对延安府百姓来说，抗税是胜利，朝廷免税也是胜利，而能够使皇上免税的陈奇瑜，毫无疑问，是百姓唯一一个不希望把他送上天的官员。
乱糟糟打了这么些年，人心早已思定，可以说陈奇瑜的所有胜利，都是政治胜利。
最难能可贵的是，陈奇瑜尽管身居高位，仍然能认识到普通百姓军兵的心理状况，他对陕西军贼一家人心不古的形势非常清楚，还能把这一劣势为自己所用。
就在去年，为了剿灭盘踞在延川永宁关的开山斧和钻天哨，他借着洪承畴率军西进的机会，在军中假传消息。
假称他们的军队要被洪承畴调往甘肃，命贺人龙领军一路向西开去，陈奇瑜殿后。
行至延川，陈奇瑜突然策马向东，传令军：“视我马首所向！”整支军队随即后队变前队，快速向永宁关袭去。
军队突然开到，被假消息麻痹的开山斧和钻天哨猝不及防，就这么糊里糊涂的上了功勋簿。
直到崇祯七年的正月，陈奇瑜在陕西都可谓如日中天。
眼下洪承畴在甘肃不能动，尽管刘承宗还没向兰州进兵，陈奇瑜就已经成为肃藩眼中唯一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说天底下有谁能在兰州拦住刘承宗，那么非陈奇瑜莫属。
甚至不仅肃藩，每个人都这么想，除了陈奇瑜，陈奇瑜不敢这么想。
在去年腊月之前，其实陈奇瑜也有点跃跃欲试，但崇祯六年的腊月之后，陈奇瑜不敢这么想了，因为叛军的行军速度快到骇人听闻，他们几乎在飞。
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叛军在河面铺黄土盖稻草门板，飞驰渡过黄河，攻破渑池守将袁大叙，宣告进入河南。
仅仅五日之后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叛军入豫的消息还未在中原大地上传遍，叛军部队已在横行狼、扫地王、满天星等八名首领的率领下，绕过防守严密的潼关，浩浩荡荡十万大军拥破武关。
为策应洪承畴的行动，陈奇瑜先对围攻西安府的闯王进行驱赶，随后率军西走，入驻临洮府。
此时听闻传警又匆忙东返，马不停蹄的穿越巩昌府进入凤翔，才来得及在宝鸡吃上顿热乎饭，就听说一日之间，西安府商州的山阳、镇安、商南三城被攻陷，叛军先锋距西安府城仅有百里路程，处处烽烟肉眼可见。
各路军队为此快马加鞭，河南方向的左良玉和邓玘不顾上吃饭喝水一路奔到陕州，陈奇瑜也率领陕西军队马不停蹄奔向西安，军队掉队大半。
可是等待他们的，是非常宁静祥和的西安府。
叛军已经出境，向西北进军只是虚晃一枪，转头在闯将的率领下向南进军，勋阳府的郧西、上津宣告失陷。
勋阳所在的荆襄一带是大明的特区。
这里是陕西、湖广、河南、四川四省结合地带，西起终南山东端，东南到桐柏山、大别山，东北到伏牛山，南到荆山。
既有水路之利，气候又介于南北之间，山峦连绵，川回林深，南方人过来可以种植水田，北方人过来也能种植旱地。
早在元代，这里就因水路便捷气候适宜，成为南北方流民的理想聚集之地，一旦政治经济环境变坏，南北方的破产农民就会从四面八方向潮水般涌入荆襄。
明朝建立以来，第一次规模巨大的造反就从这里开始，因为朝廷对山中不服王化的流民无可奈何，只是下令封禁山区，导致流民与朝廷的矛盾激化。
正统年间因抢劫被通缉的刘通躲进山区，在成化元年立起叛旗，自称汉王，攻打襄阳、邓州、汉中，第二年底被镇压，朝廷收回禁山令。
刘通死后，其部将李原另树旗帜招揽旧部积蓄力量，于正统六年再度称王，称太平王，响应流民足有百万之众，被朝廷调二十五万重军分化剿灭。
从那时起，朝廷为解决荆襄流民武装而设立勋阳巡抚，管辖地域覆盖鄂豫川陕毗邻地区，包括西安府在内的五道八府九州六十五县。
但是，荆襄的流民武装问题，在万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