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的甲板上摸到睡着的男婴，将他一把抱在怀里。他醒过来，舒缓地打了一个呵欠。这罪孽的种竟然乐不可支，将小手搭在春迟的脸上，一下下拍打，口中还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会缺乏与她玩耍的热情。春迟猛然将手中烧得火红的半炷香戳在宵行袒露的胸脯上。用力过猛，香被折断，香灰徐徐飘散。嚣张的小家伙终于停下来，他呆呆地怔在那里，好一会儿，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沿着螺旋状的楼梯一直向下走去，这沉堕的王国却并不是地狱。一直走，直到风声塞满耳朵，灰尘蒙上眼睛，荆棘缠住双脚，记忆的主人才幽幽地现身。
在帮西班牙人干活之前，他从未见过这种虫子。白色的线头一般，寄生在仙人掌上。他们将虫子晒干，碾碎它们的身体，里面竟是一团耀眼的红色。他们管这种红色叫“波斯红”。
这虫子是西班牙人的宝贝。据说是他们从一块新发现的陆地找到的，辗转带到南洋来。他们用它制造颜料——鲜艳的洋红色颜料——再卖到世界各地。
他们家原来是有一块橡胶地的，但是后来被西班牙人收走了。他的父亲和哥哥现在在当地的矿场工作，据说能挖出金子，但他们每天的任务只是搬运一些带棱角的石头。他不喜欢那些灰蒙蒙的石头，情愿和虫子呆在一起。
他的工作地点是宽敞的棚屋，虽然简陋，房顶却用棕榈叶塞得密匝匝的，不漏一点雨水。仙人掌在稍有一点水分的阴凉环境里，五个月可以养育一批成虫。他将那些虫子从仙人掌上取下来，放到强烈的日光下曝晒，等干透后再研磨成粉末。他将虫粉放入装着树叶和柠檬的开水中滚。放入虫粉的多少，决定了制出洋红颜料的深浅。也许是天生对颜色敏感，他制出的红色颜料颜色独特，又艳丽夺目。
他只是听说他制的红色颜料被用在西班牙教堂屋顶的壁画上，被用在法国贵族小姐的纱裙上，被用在英国绅士的帽缨上。西班牙人只是暂时拿这个小岛做贸易中转站，后来他们又把生意做到了更远的地方。他们将他也带走了，因为他制的红色太美。
生命中的许多时间，他都在往来于各地的大船上栽培仙人掌，养白色小虫。最难忘的经历是去中国的那一次。他觉得那里的人很亲切，也许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祖先的缘故。可惜的是，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他和他们一起工作，教给他们如何做红色颜料，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离开多年后，学会的中国话他慢慢都忘记了，只记得几个字，是一个中国女子教给他的。她将他制的红色颜料轻轻涂在两颊上，又俯身看看仙人掌上那些孜孜不倦的小虫，为它们取名——胭脂虫。
平心而论，船上的生活十分安逸，春迟不用为了生计担心。那些歌妓因为顾念淙淙，对他们格外照顾。先前住在难民营里的时候，春迟十分矜傲，对于那些船上的歌妓始终看不惯。如今每日相处，反倒觉察到她们的诸多可爱之处。长久在浩渺的海洋上行来往去卖唱为生，生活的无常令她们珍惜又挥霍那些欢愉的时刻。她们性情率真，活得洒脱，她们从不将喜怒压抑和掩藏，整个人总是舒展的，像船头桅杆上鼓满海风的旗帜。
但春迟仍旧看不惯她们与男人相处的方式，打情骂俏抑或强颜欢笑，低卑而轻贱，甚至不辨对象，对所有男人都一样。她的情感经历决定了她注定不喜欢那些对爱情潦草的人，那些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人。她总是想，淙淙后来去找骆驼，并与他干出那样的勾当，这大概与她在海上当歌女的生活经历有关。
钟潜悄悄地也上了这艘船，在暗处看护着春迟。歌女们看到老朋友又回到了船上，都很开心。夜晚的时候便拉他一起喝酒。仍旧是姑娘们自己酿的酒，入夜已深，坐在三两盏灯笼下面，连饮数杯，很快就有了几分醉意。
钟潜又斟满杯酒。月亮和几颗星星落在杯子里，像在酒中摇曳的曼陀罗花瓣。可这分明是不可能的，如今在船上，再也没有人会酿造曼陀罗花酒了。他想起当日与那个酿造曼陀罗花酒的人对饮的情形，他早该看出的，她那么美，分明是个假人儿，注定稍纵即逝，无法挽留。
钟潜喝醉后，浑身酥软地躺在甲板上，只在这一刻他才觉得人生有快意。而歌女们喝到七分醉就嘤嘤地哭起来，她们其实没有什么委屈，也不怎么惦念家人，这委屈单单是因为空虚而生的。钟潜很是怜悯她们，她们和自己一样，过着随波逐流的生活。不同的是，她们寄生在船上，而他寄生在春迟的身上。他忽然一阵绝望，甚至有些想留在船上，不跟春迟回中国去了。但这样的话，她们孤儿寡母如何以后该如何生活呢？
海船行至中国，泊在码头，钟潜别过船上的姐妹，悄悄尾随春迟，又上路了。
他们就这样回到中国，无亲无故。
他们暂时住在野郊山坡上，那里有一间荒废的草屋。但中国北方的天气可不像热带那样友好。凛冽的寒风总是将简陋的木头门吹开。后来夜晚时钟潜便在门边睡，用后背抵住摇摆的门以及门边的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