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定鼎北京，先后镇压各地农民起义，消灭南明三个小朝廷，用20余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大陆上的武装抗清斗争。满族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政治、经济地位均发生显著变化。满族统治者统治国，不能不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代表和蒙古等少数民族贵族，但这种联合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满族统治者旨在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确立起“首崇满洲”的原则、并作为有清一代恪守不变的国策。
（一）维护满洲贵族特权
世祖曾标榜：“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实际上却以“首崇满洲”为圭臬①，中枢机构均重用满族亲贵大臣。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满族贵族控制国家的重要工具，拥有很大权力。参予议政的成员除宗室贵族亲王、贝勒、贝子外，还有满洲的勋臣贵戚。康熙初，满洲、蒙古八旗都统和各部尚书俱为议政大臣，唯汉军与汉人无权参与。会议设有“议政处”，每届朝期，议政王大臣们聚集皇宫中左门外会议，“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企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②。体现出满洲贵族在清政权中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
多尔衮摄政时，曾以内三院为六部之首，如明朝内阁之制。大学士品级，满洲一品，汉人五品，满尊汉卑。世祖亲政以后，撤销内三院，以原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兼管各部事，正式改行内阁制。内阁大学士表面上满、汉各半，实则汉大学士班列满大学士之次，不问政事。崇德年间六部一度只设满尚书，1648年（顺治五年）实行满汉尚书复职制，实权操于满官之手。“京堂俱一满一汉，印归满官”③。康熙初年划一满汉官品级后，同样是满官权重，汉六部九卿只是奉行例行公事，“满人謦欬，无敢违者”。
满族统治者在进行封建政治制度建设中需要汉臣的参与，但又要防止特权为汉臣所侵夺，特别创立了分缺制，以确保对中央和地方高级职务的zhan有。为此，将中央机构的职务即“缺分”，分为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和汉缺。康熙《大清会典》共载内阁、六部等13个中央机构中有品级和无品级额缺2082个，大部为满洲和内务府包衣zhan有。①汉军和汉人的额缺325个，仅占15.6％。对于地方官员，满族统治者重视的是督、抚一级人选。1647（顺治四年）至1735（雍正十三年）90年间，旗人任督、抚的共计770人，其中汉军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②。而边疆大吏如驻防将军、副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则由满人专任。就国官员总数而言，汉人多于满人，但京城内外文武要缺，则满人多于汉人。由于有满洲只任六品以上官的规定，保证了人数较少的满人集中控制中央和地方的要职。
满族贵族不但通过一定制度，将自己的政治特权固定下来，还采取措施，试图把这种特权地位永久保持下去。对皇帝一族的宗室、觉罗（清制：清太祖以下支派称宗室、其疏者称觉罗）锡予封爵，1653年（顺治十年）定，宗室封爵自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共十等。其中礼亲王、睿亲王、郑亲王、庄亲王、豫亲王、顺承郡王、克勤郡王，“皆国初有大勋劳者，世袭不降封”③，俗称“****”，世代承袭不替。其余宗室王公封爵以世递降，贵族子弟根据爵秩高低领受高官厚禄。对满族异姓功臣、贵戚封以世爵，即所谓“民世爵”，分为公、侯、伯、子（精奇尼哈番）、男（阿思哈尼哈番）、轻车都尉（阿达哈哈番）、骑都尉（拜他喇布喇哈番）、云骑尉（拖沙喇哈番）、恩骑尉九等。清初规定：开创勋劳“不论阶次，咸世袭罔替”④，以确保满族贵族取得的特权，可以传递子孙后代。
满族仕进与汉族不同，并不专靠科举考试。一为侍卫，其中以御前侍卫最显贵。侍卫的挑取，并不是满族的特权，而是满族中人数极少的阀阅世家的特权。清制，内外满大臣子弟，五年一次挑选恃卫，一经入选，往往不数年擢至显职。一为笔帖式（汉译文书），是满人进身的又一捷径。中央各部、院、寺、监均设笔帖式一职，人数最多，几乎清一色满人。笔帖式品级虽低（最高者不过六、六品，低则八、九品），但升迁最快，只要善于奔走攀援，虽目不识丁，不一二十年，亦可富贵，甚至外升督抚，内转尚书侍郎。
满族统治者通过这些措施，为满人进身提供便利之阶。有清一代，尽管汉官的人数在不断增多，地位也在逐渐提高，“首崇满洲”原则却从未动摇，用意是深远的。
（二）旗民差别待遇
满族统治者在维护自己的特权时，总是竭力把自己粉饰成代表整个满族的利益，制造满汉民族的畛域。八旗是清朝统治赖以维持的主要支柱，因此被视为“国家之根本”，享受种种特殊待遇。
经济上，优养旗人。从入关时起，宣布永远免征八旗人了的差徭、粮草、布匹，从此只承担兵役。为了解决旗人生计，保证置办军械马匹的开支，入关之初，圈占京畿方圆259公里内18万余顷汉民土地分给入关旗人，并且禁止旗民交产。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圈占旗地不过是沿用关外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