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资的日子到了，掐指一算，来到棉花加工厂已经三个月。据说正式工人每月发一次工资，临时工三个月发一次工资。但总算发工资了。什么叫上等人？上等人就是每月发工资。我们三个月发一次工资，处于上等人与下等人之间，可以算做中等人。下等人永远不发工资。
我记得那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厂外的柳树脱光叶子，垂着柔软的枝条，像一排排默默肃立的革命英雄。棉花收购旺季已过，田野里的棉花柴擎着五瓣的淡黄色花壳，显示出即将牺牲的悲凉与轻松。厂里的柴油机被一个姓张的小子戳弄坏了，需要大修，车间放假，我们都准备拿着工资回家看看。
办公室外拥挤着二百多人，女多男少。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脸上涂了一层气味逼人的雪花膏、香脂之类。我既无新衣好换，又无东西往脸上抹，心中不甘不漂亮，便偷挤了李志高一些“白玉”牙膏抹到脸上，脸上又麻又痒，着风一吹凉飕飕的，感觉很好。还用热水洗了头发和脖颈，用一块锋利的碎玻璃刮了刮牙齿上的黄垢，刮得牙龈破裂，满嘴血腥。李志高打扮得风度翩翩，满头的乌发与脚上的皮鞋上下呼应，闪闪发光，宛若优质煤炭。我当然发现他吸引了姑娘队里的许多目光。孙红花磨磨蹭蹭地就和李志高靠在了一起，咯咯地笑着。她的笑声令我厌恶，使我生出许多流氓的思想，使我想起村子里那个老光棍的经验之谈：人浪笑，猫浪叫，驴浪巴咂嘴，狗浪跑断腿。我通过观察，确认这是真理。那么，孙红花对着李志高我的李大哥如此浪起来，说明她对我李大哥有意思。只要李大哥要她，她一定脱不迭裤子。想到此，不由我身发热，像犯了罪一样，偷偷窥视那些与我一起排队领工资的人，生怕他们看到了我心中那些不高尚的想法。尤其不能让方碧玉看破我的内心啊。她站在那里，面上神情淡漠，不和任何人搭腔，像一棵黑色的树。
负责发放工资的，是那位满脸布满纵横皱纹的老蔡。自从开枪、跳井后，他仿佛又老了10岁。他拖着长腔，按照工资表呼叫人名。
终于呼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分拨开众人，挤进办公室，兴奋得有点手脚无措。厂长、书记，还有那些大小头目正式工们，都坐在那里，目光灼灼，盯着我也一定盯着每一个前来领取工资的临时工。我突然感到心里空虚，好像我来领取的不是艰苦劳动的报酬，而是他们的施舍一样。
厂长严厉地说：
“马成功，拿到了钱，要好好想想，党给了你们这些钱，你应该拿出点行动来答谢党的恩情！”
“我好好干活，死命抬大篓子。”我嗫嚅着。
厂长与支部书记对视片刻，支部书记点了点头，说：
“发给他吧。”
厂长对老蔡说：
“发给他吧。”
老蔡说：“过来过来，靠前点。”
他照着册子念道：
“马成功，实干工日八十五个，日工资一元三角五分，应得工资一百一十四元七角五分，扣除水电住宿费八元五角，实发工资一百零六元二角五分。”
他把一大摞钱推到我面前，说：
“这里边含有交生产队的钱，原则上是交队里一半，队里给你记一个整劳力工分。具体交多少，你自己回去跟生产队里协商。”
紧紧地攥住钱，我走出办公室。初次拿到这么多钱，心中充满幸福感。即使是交队里一半，也有五十三元多钱归我所有。我想我应该去买一件蓝咔叽布军便服上衣，买一条灰布裤子，再买双紧口白底青年鞋，最好再配上一双花格尼龙袜子。应该买包香烟。高级一点，“金叶”或“玉叶”，每盒两毛九，不要“勤俭”和“葵花”，每盒九分钱。还应该买柄牙刷，买管“白玉”或“分外香”牙膏，我也要刷牙，像李志高大哥那样，嘴里插着一把牙刷，满嘴吐着白沫，说话呜呜噜噜，显得那么有派头，有文化，有地位，有身份。买了牙膏牙刷，还应该买个红塑料香皂盒，买一块高级的“罗锅”牌香皂，再配一条花毛巾，洗脸时，一定要用毛巾擦，像电影里那些干部。把这一切配齐了，我还应该买辆“金鹿”牌自行车，买块上海产钢防震十九钻手表，配上两条表链子，一条铁的，一条皮的。夏天用铁表链，冬天用皮表链。那时我一定转成了正式工人，我骑着崭新的自行车，戴着光灿灿的手表，穿着灰涤卡衬衣，挽着袖口，衬衣的下摆一定要扎到腰带里，不要像老农民那样打着伞。裤子，一定要那种深蓝色混纺华达呢，裤线要有缝，没有熨斗，可用装满热水的玻璃瓶子代替。坚决买双皮鞋，要牛皮的不要猪皮的，猪皮毛眼子粗，擦不亮。还要什么呢？足了，什么都不要了。那时我可以每个月开工资，歇星期天也照样开钱。忘了一件大事：要对一个象。方碧玉，方碧玉我还要吗？不要，坚决不要。要找个月月开工资吃国库粮的，要长得漂亮，要有文化，最好会唱歌，会唱那首著名的抒情歌曲，“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沟”，然后是“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实在不会唱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