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现在咋办？”
“脱衣服睡觉。装老百姓。”
李有扔下榔头，正要往桌子拼成的床铺摸索，门被撞开，同时进来一道闪电般耀眼的手电光亮。
李有几乎要拾起脚边的榔头。
“他们是教堂的教徒，家被烧了，无处可去，来投奔我们的。”英格曼神父镇定地说。
“出来！”汉奸把日文吼叫变成中文吼叫。他连口气、情绪都翻译得一丝不苟。
戴涛慢慢起身，似乎是睡眠被打搅而不太高兴。
“快点！”
戴涛披上法比的旧西装，跟里面的毛衣一样，一看就不是他的，过长过宽。
李有穿的是陈乔治的旧棉袍，却嫌短，下摆吊在膝盖上。他还戴着一顶礼帽，是法比的，大得几乎压到眉毛。
“那个是谁？”电筒指向躺在“床铺”上的王浦生。
“那是我外甥。”李有说，“孩子病得可重了，发了几天高烧……”
没等李有说完，两个日本兵已经冲过去，把王浦生从被窝里拖了出来。王浦生已经人事不省，此刻被拖向院子，毫不抗拒挣扎，只是喘气喘得粗重而急促，似乎那条十五岁的将断不断小命被这么折腾，反而给激活了。
“他还是个小孩子，又病得那么重！”英格曼神父上来求情。
两个日本兵不搭理老神父，只管把王浦生往院子里拖。英格曼神父跟上去，想接着说情，但一把刺刀斜插过来，在他的鹅绒长袍胸襟上划了个口子，顿时，白花花的鹅绒飞出来，飞在煞白的电筒光亮里。英格曼神父愣住了，这一刀刺得深些，就会直插他的心脏。这一刺似乎只为了启发他的一番想象力：刀够锋利吧？进人心脏应该同样轻而易举。对这样的刀尖，心脏是个无比柔弱、无处逃遁的小活物。而英格曼此刻把这一刀看成是挑逗，对他威风威严的戏弄，怎么用刀跟他比划如此轻佻的动作？他更加不放弃地跟在两个拖王浦生的士兵后面：“放下他！”
英格曼的猛烈动作使鹅绒狂飞如雪花，在他身边形成一场小小的暴风雪。
“看在上帝的分上，放下他！”
他再次挡住两个日兵，并把自己的鹅绒袍子脱下，裹在十五岁男孩的身上。躺在地上的王浦生喘得更加垂死。
一个少佐走上来，用穿马靴的脚尖踢踢王浦生，说了一句话。翻译马上译出那句话：“他是被刺刀扎伤的。”
英格曼说：“是的。”
“在哪里扎的？”
“在他家里。”
“不对，在刑场上。他是从刑场上被救下来的中国战俘。”
“什么刑场？”英格曼神父问道。
“就是对中国战俘行刑的刑场。”翻译把日本少佐几乎忍不住的恼火都翻译过来。
“噢，你们对中国战俘行刑了？”英格曼神父问：“原谅我的无知。原来日军把自己当做日内瓦战俘法规的例外。”
少佐长着日本男人常见的方肩短腿、浓眉小眼，若不是杀人杀得眼发直，也不失英俊。他被英格曼噎了几秒钟，对翻译说了一句话。
“少佐先生说，现在你对你借教堂之地庇护中国军人，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他们怎么可能是军人呢？”英格曼神父指着站在一边的戴涛和李有说。
这时，一个日本士兵推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男人过来。翻译说：“这位是日军雇的埋尸队员，他说有两个没被打死的中国战俘给送到这里来了。”他转向埋尸队队员：“你能认出他俩吗？”
埋尸队队员热心地说：“能认出来！”他一抬头就指着戴涛：“他是一个！”
法比大声骂道：“你个狗！你狗都不如！”
英格曼立刻知道这人根本不认识或记不清当时被营救的人的模样。
两个日本兵蹿向戴涛，眨眼间一人抓住了戴涛一条胳膊。戴涛从容地任他们把他双臂背向身后，忍住左胁伤口的钻心疼痛。
英格曼神父对埋尸队队员说：“你在撒谎，今生今世这是你第一次见这位先生。”
少佐通过翻译对埋尸队队员说：“你认清了吗？”
法比·阿多那多用扬州话大声说：“他认清个鬼呀！他是为了保自己的命在胡咬！”
少佐叫那两个士兵把戴涛押走，英格曼神父再次上去，但少佐一个耳光打过来，神父被打得趔趄一下。
“认错人了！”李有此刻说，他拖着伤腿，拄着木拐，尽量想站得挺拔些。他对埋尸队队员说：“你看看我，我是不是你搭救的那个？”
“我没有搭救！是他们搭救的！”埋尸队队员慌忙开脱自己。
“你不是说认识那俩人吗？你怎么没认出你爷来呀？”李有拇指一翘，指向自己鼻子，兵痞子的样儿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