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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党报确实是不太好惹的。《东山日报》也是响当当的正厅级单位，直接接受省委和省宣领导，怎么会畏惧来自于一个地级市市委的“要挟”。
《东山日报》向省宣汇报了此事之后，东山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专门给房山市委书记宋迎春打电话，斡旋此事。宋迎春虽然心里不忿，但也无可奈何。
但就在事件即将平息过去的时候，突然间波澜又起：《东山日报》理论部评论员，也就是这篇评论的执笔者牛凯，在当天的业内朋友聚会中提起此事，旋即引起了几个媒体朋友的抱不平。
第二天，牛凯的朋友，《东山财经日报》首席记者张雷赶赴房山采访房山禁酒令。但房山市委市政府的所有部门都拒绝接受采访，尽管张雷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了房山市市长助理庄宁，但庄宁在这种时候怎么敢接受采访，也就推辞了采访。
后来，张雷又通过房山报业集团的一把手李湘，联系上了房山市长安在涛，试图采访安在涛。但安在涛虽然不排斥采访，但当时安在涛却正在资河开发区视察一个生态农业项目工程，一时间也赶不回来，对于安在涛的采访也旋即告吹。
当然了。就算是在市里，安在涛也未必就会接受张雷的采访。他也犯不上在这个事情上，与宋迎春“过不去”。毕竟，在很多事儿上，他这个市长如果公开与市委书记态度相左，对他个人的影响也不好。
无奈之下，张雷只得在房山采访了一些市民。然后又根据其他媒体的报道以及各报的评论文章，结合他在房山采访的实际情况，综合写出了一篇重磅报道：《房山禁酒令半年省出3300万，数字从何而来？》
张雷在报道里不仅追问了“3300万”这个数字的来路，还言辞犀利地批评房山有关部门拒绝接受媒体采访，认为所谓的“禁酒令”有行政形式主义的嫌疑，所谓的“成果”也是来自于某种“虚构”。张雷在报道里呼吁，房山市有关部门应该立即公开公布2004年年的行政招待费信息，还公众一个知情权和监督权。
这倒也罢了。更要命的是，在报道的最后，张雷还提到了《东山日报》评论员因为一篇批评文章而遭遇房山市委“质问”和压力而不得不暂时休假，隐晦地提到了当前的舆论监督环境还不理想云云。
《东山财经日报》的这篇重磅新闻，在省内媒体圈引起了强烈反响，旋即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
宋迎春是在第二天早上9点多读到这篇报道的，当时他怒不可遏地从办公室里冲下楼去，将报纸摔在了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主任皇甫刚的办公桌上，咆哮着:“怎么会让这篇报道出来,是谁给记者提供材料的?给我好好查!”
《东山财经日报》是专业类都市报，宋迎春惹不起省委党报，但对于这家报纸的“故意挑衅”，他却觉得无法忍受。见报的当天，房山市委就给《东山财经日报》社发去了要求当事记者张雷接受质询的公函。
见《东山财经日报》不予理会。宋迎春恼羞成怒，利用市委书记的威权起用了司法公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房山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不断联系《东山财经日报》社，身为警务督察室正副主任的潘春生、张玮两次直接到报社总编室要人,语气强硬，要求报社方面安排记者张雷来房山接受警方的询问。
报社方面一看事情有些不妙，就暗暗给记者张雷放了假，让张雷在家休息。
张雷没有料到自己一时冲动之下，竟然捅了马蜂窝。出于自身安的担忧，他的行踪开始飘忽起来,白天在外游荡，晚上12点之前,他绝对不敢回家。他只能偷偷地回家,每次到家门口时,先躲在暗处,家人查看确认安后他才敢闪进屋子里。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房山公安局的办案民警不断给张雷打电话、发短信:“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请你老老实实到房山公安局来接受调查”,“你回避不了的,我们一定要找到你”，“你报道的事情很严重,我们不想找你,这是领导交办下来的工作。”
张雷打电话请求,能否用书面材料回答警方的询问,遭到了拒绝。
1月11日，房山公安局警务督察室主任潘春生再次带人来到《东山财经日报》社，找上了分管副总编王希纶，要求报社赶紧通知张雷接受警方质询，而这一次，房山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带去了合法的“要求公民接受调查书”，上面赫然签署着现任房山市公安局黄秋生的大名，并盖有房山市公安局的公章。
“记者的新闻报道是职务行为,报社应该保护记者的人身安,不能随便让记者去接受调查,有什么情况应由组织出面。”王希纶扫了一眼房山市警方带来的“协助调查书”，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从业十几年来，还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被舆论监督的地方政权竟然动用司法公器力量来向一个报社施加压力。试图“惩罚”一个记者。
“如果仅仅因为报道本身,相关部门无权、无理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