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也没有人来通知外公究竟在哪里关押着，家属探监连地方都找不到。外公服刑后，由于我们家成分不好村干部不许外婆去探监，但外婆始终挂念着外公。当时大姨还未出嫁，外婆就让大姨去探监，把自己做鞋底、绣花挣来的那一点钱带给监狱中的外公，每次只有几块钱，都是自己从牙缝里硬挤下来的。那时家里穷，也坐不起汽车，大姨每次探监都要步行一两百里路，一个来回就要磨穿几副鞋底。还有一次大姨到了濮阳，人家却说监狱已经挪到新乡了，于是大姨又从濮阳步行到新乡去找。村子里还有一个亲戚，我叫她船姥姥，和外婆年纪相仿，他们家虽然成分划作了贫农，但对我们家很是不错。由于怕大姨是个女孩子家路上不安，每次探监船姥姥都领着我大姨，把我大姨化装成男孩子模样，骗村干部说是去走亲戚的，这才能够脱身。后来大姨为了逃避村治保主任的骚扰而匆匆出嫁，家里也就没人能够再去探望狱中的外公了。
不过，实话实说，外公在监狱里的日子竟然比在农村还要好一些。那时监狱讲政策，像他这种罪行轻、人又老实的犯人，管教干部对他很是不错。后来就让外公担任采购，自由上街。外公这个人特别老实，一分钱也不贪污、不浪费。有一天下了倾盆大雨，管教干部见外公出去采购迟迟不归，就满大街找他，才发现他正冒着大雨跟一个卖菜的小贩因为价格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浑身上下淋得透湿。回去以后，管教干部在犯人大会上大大表扬了外公这种为集体利益不辞辛苦的精神。后来，监狱里成立了工厂，管教干部又让他当工人，干了几年成了熟练工。监狱里的待遇还真不错：顿顿吃得饱，每星期吃一回肉，外公在里面养得白白胖胖。外公以前有眼病，当时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个日本军医当狱医，大概是个战犯，他治好了外公的眼病。
后来这座监狱工厂发展成了一个国营的大印染厂，外公也成为该厂最早一批熟练工人之一。外公这人老实，领导让干啥就干啥，领导不说休息就决不休息。而且，外公干起活来精益求精，肯钻肯想，经常搞些小发明小创造。因此，监狱的领导们都很喜欢他，八年的刑期减为六年。期满时，监狱领导几次劝他留下来就业当工人，但老实巴交的外公执意要回家。外公回家那天，外婆和当时只有七岁的母亲正被村干部指派在村口“把路口”，在监狱里养得白白胖胖、穿着簇新工作服的外公从路口经过时，夫妻二人竟然面对面地互相认不出来——外公胖得脱了像，而外婆则在几年内由满头青丝变得白发苍苍。
我的外公是个非常老实的人，说话嗓门大，心地非常善良，但反应比较迟钝，情感也有些麻木。外公回家那天，很多亲戚邻居都来家里串门，打听外公在监狱里这几年的情况。外公在里面受了优待，自然讲得眉飞色舞。外公不在家的几年，外婆怕母亲将来跟外公生疏，总是跟我年幼的母亲讲外公如何善良慈祥，培养她对外公的感情。现在我母亲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顿时感到非常亲切，再看看他的身材如同家里的柜子一样高大，声音如洪钟一般响亮，又是亲切，又是好奇，又有几分害怕，于是禁不住去摸了摸外公的手，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当时外公谈兴正浓，当母亲一次次摸他的时候，外公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高声说“去！”吓得母亲赶紧躲到了外婆怀中。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三、母亲的童年
我的母亲出生于一九五一年。虽然她出生在这个“地主家庭”，但自睁眼看到这个世界起，她从没有享受过一天“地主家庭”的好日子，反而要为她父母一生的勤劳节俭备受苦难与歧视。一九五二年，我的母亲刚刚一岁时，外公就蒙冤被抓走判刑。外婆四处上访，去找政府时，就把母亲一个人放在家里。母亲醒来时没有人照管，哭的时候两只小脚丫不断地搓着，最后把脚都搓烂了。痊愈后，母亲的一只小脚趾就再也没有发育，比正常的脚趾要小很多。
后来，上边来了土改复查工作队，由一个姓姚的年轻人带队，就住到我们家里。之所以要住到我们家来，主要是因为我的外婆特别爱干净，家里虽然穷，但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那些土改工作队员有男有女，多半是城里人，在“贫下中农”们肮脏不堪的家里住不惯。住的时间一久，跟我们家人一接触，所有的工作队员都觉得我们家是好人，觉得外公实在冤枉。可是上面有政策，他们也没什么办法给外公翻案，只好尽量帮着我们家。后来，一个叫郑八的村干部想强娶我大姨，家里不愿意，姚队长就出面跟大姨扮做谈恋爱的样子，帮着把郑八给硬顶了回去。当时我母亲一岁多，长得白白嫩嫩，不哭不闹，土改队员们都特别喜欢抱着母亲，这个亲一亲，那个逗一逗。那时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桃树，正值桃花盛开的时候，土改队员们就抱着我母亲坐在桃花下面，闻着花香，沐着春风。外婆爱干净也引起了村里一些人的嫉妒，文革期间，“造反派”们批斗外婆的一条罪状竟然就是“爱干净”，把外婆称做“小白菜”，并往她身上泼秽物。
外公被抓后，外婆一个人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