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村干部破口大骂，然后让群众喊口号，可群众早就饿得有气没力了，也只是稀稀拉拉地挤了两嗓子。批斗结束，村干部飞起一脚，把那个阶级姐妹踹到地上，又踢了几脚，这才拎起鸡子来扬长而去。
大队长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母亲有时候到他们家里去玩。令母亲惊讶的是，大队长家里有个用席子卷起来的粮屯，比我母亲的个子还要高，直径大约四尺半。就这个粮屯里面，至少有一、两千斤的粮食。大队长的老婆人还算可以，看到母亲时偶尔塞一个烟盒那么大的玉蜀黍加野菜饼子。大队长的女儿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用鞭子抽我母亲的改改，心地不善，看到母亲吃他们家的东西时总是拳打脚踢。但是我母亲太饿了，还是硬着头皮去他们家。
当时春字家院子里有两棵祖上种的枣树，此时已是枝繁叶茂，然而队里却不许春字家的人吃树上的枣子，因为那两棵枣树已经被“共产”了。大队支书、队长的家属、孩子，才有资格来打枣吃，春字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但饥饿难忍，到了晚上春字就领着我的母亲偷偷摸摸地爬上树，也不敢点灯，爬上枣树上摸几个枣吃。吃完后不敢把枣核随便扔，怕干部们看见，还要找个地方埋起来。
时年八九岁的母亲，每天饿得心里发慌，特别是夜里更是肚子里火烧火燎，难以入睡。我的外婆干活时偷藏了一小根胡萝卜，自己舍不得吃，每天夜里看到我母亲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从衣兜里掏出这根胡萝卜，让母亲咬上一小口，还嘱咐要慢点嚼。每当这时，外婆还经常讲一些故事，哄母亲开心，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其实，外婆当时也挣扎在死亡线上，但为了自己的孩子，强忍着难捱的饥饿，一口都不吃。就这根小小的胡萝卜，成了年幼的母亲一直惦记着的美食，每夜啃上一小口，半个多月才吃完。
当时我的母亲在离村一里的落庄上小学，这短短的一里路，在人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却成为畏途。有一天母亲在家里的门框上拣到一颗老豆角，可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已经完干了。母亲把豆角剥开，把里面的几颗豆子放在兜里。在去落庄上学的路上，由于太饿没有劲，走几步就挪不动了。母亲就蹲在地上，把那几颗豆子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看看，也舍不得吃。就是这几颗豆子，成了支撑母亲走到学校的神奇力量。一九五九年冬天以后，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当时教我母亲的是个年轻的男老师，宽脸庞，高高的个子。由于饥饿，老师的肚子肿的像一口大锅，仍然坚持讲课，经常讲着讲着，就用手扶在讲桌上停好大一会儿不说话。终于有一天，老师讲课时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学校没了老师，不得不停课放假了，一放就是一年半。
死神每天徘徊在村庄里，随时向每一个人招手。肚子里没有一点热量储备的人们，哪怕一次断顿，甚至晚吃几个小时的饭，就有可能成为“倒卧”。公共食堂停办前不久的一天，我的外公下工很晚。那时家里不许开伙，也没什么锅之类的东西可以开伙，因此家里都是等外公下工回家后才去打饭。这是因为外婆心疼外公身体，如果打得太早，外公吃的时候饭就会变得冰凉。当时外婆因为浮肿已不能行走，就让我母亲捧着碗去打饭。母亲来到食堂，看到食堂的稀饭只剩了锅底的糁疙瘩。这是食堂炊事员耍的小聪明：煮饭时故意捏上一些糁疙瘩放到锅底，社员打饭时就盛上面的稀汤，最后留下锅底的糁疙瘩自己吃。当时村里的司务长、炊事员都是村干部家里的人，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农民们编了个顺口溜：“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我母亲看到这些糁疙瘩满心欢喜，想着这下子可以吃上顿半稀半干的食物了。然而，就在母亲高高兴兴地把饭打回家准备往嘴里送时，母亲的嘴突然张不开了，牙关不由自主地紧禁闭合。有着饥饿经验的外婆一看，知道母亲已经出现了人饿死之前的濒死症状，于是赶紧用筷子掰开母亲的嘴，硬是把稀汤灌了进去。一碗稀饭下肚，母亲才从死亡边缘上活了过来。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的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饥饿使很多人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感情。前面提到过的船姥姥的男人，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船老爷，当时四十来岁，饭量很大，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他的二儿子给生产队养猪，经常偷些喂猪的糠皮回家，由于糠皮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船老爷发现了猪饲料，由于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几口。二儿子回家发现后将他暴打一顿，船老爷不久就饿死了。
此时的公共食堂已经办不下去，解散了，可是拜“大炼钢铁”和“反瞒产私分”所赐，农民家里都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