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也卖掉了自己的衣服、手表等财产换粮食吃。
腹中空空，人们就怀念起以前能吃饱的日子来。每天到了晚上，犯人们就说起以前吃过什么好东西，搞精神会餐。一天晚上，一个犯人绘声绘色地说，自己从前吃过满满一饭盒红烧肉，红烧肉作成酱色，一打开一股肉香迎面扑来。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连忙咽了两口涎水，所有的听众也听得直想流口水。
当时农场里种着甘蔗和玉米，按道理是不许随便吃的。但是犯人们都很饿，总是琢磨着偷玉米和甘蔗吃。因为怕被管教干部发现，大家发明了一个暗号：管吃玉米叫“吹口琴”，管吃甘蔗叫“吹笛子”。一到晚上，犯人们就三三两两地凑到一起，说：“走，吹口琴去”，或者说，“走，吹笛子去”。当时我的父亲就总是“吹笛子”，结果把牙吃坏了，一辈子总是牙疼。
那时国到处饿死人，上面总算认识到了吃饱肚子的重要性，于是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是基础的基础”。玉米要生火烤熟了再吃，有一个犯人每次吃烤玉米时，总是啃上一口，说一句：“唔，基础的基础”，再啃上一口，再说一句：“唔，基础的基础”。每到傍晚以后，农场的玉米地里总是这里一柱青烟，那里一堆篝火，都是犯人们在烤玉米吃。农场的管教干部都还不错，明明能够看见那些炊烟和火光，但总是装聋作哑。
实际上，我母亲所在的豫北和我父亲劳改所在的豫西，饥荒状况并不是国最严重的。光河南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了一百万人，其中一个小小的息县就死了十万人，有六百三十九个自然村村饿绝。这引发了后来的信阳事件，引发了中央对整个信阳地委的大清洗，最后找出几个“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主阶级分子”处理做了替罪羊。就这样，中国以死亡三千万人的巨大代价，给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划上了血红色的句号。（「注」饿死三千万人的说法，是个大致的、粗略估计数，具体饿死人口多少，一些学者互有争议。根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的分析，1959～1962年饿死人数在1700～2200万之间；另据重庆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记载，这一数字为1900万；据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文分析结果为2680万。不管饿死的人是三千万还是两千万，在和平时期内、没有局性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饿死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都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的小事。）
后来，某些人为了给自己推脱罪责，称一九六○～一九六二的饥荒是“自然灾害”，这其实是占不住脚的。根据我国历年水文气象资料来看，那几年的确发生过自然灾害，但是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年不可能保证各地都风调雨顺。那三年的“自然灾害”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一九五四年的国性洪涝灾害，为什么一九五四年就没有饿死人呢？当然，某些人也自感底气不足，又给加上了两条：“苏修逼债”和“美帝封锁”，其实这也是很可笑的——“苏修逼债”发生于一九六○年夏天，而饥荒发生于一九五九年秋后，到一九六○年春季最惨烈（“信阳事件”就发生在一九六○年春天），哪里有“因”在后，“果”在前的？事实上，苏联当时还曾经借粮食给我国东北地区，使得数十万人得到口粮而免于饿死。至于“美帝封锁”就更可笑了，“美帝”自一九四九年就“封锁”中国（无非是不跟中国进行贸易），特别以朝鲜战争时为烈；朝鲜战争后英、法等西方国家跟中国逐渐恢复了贸易关系，然而饥荒竟然是在“封锁”有所放松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伪造历史、推脱罪责的做法，真是让人齿寒。
我的大姑父在信阳事件后随同毛泽东到河南郑州开会，会议在河南省军区礼堂召开，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区以上党、政、军官员。一开始就是热烈鼓掌，伟大领袖的第一句话就是：“信阳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区人民！”接下来又是热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据大姑父回忆说，信阳事件发生后，为了隐瞒灾情，信阳实行了特别措施，民兵占领了火车站，只许下、不许上，所有邮件都要拆开检查，查到有人写信上告或上访，都抓起来。当时人们都在死亡线上徘徊，关上两天没一个人能熬得过去，于是就在监狱里死了。到后来，有一个转业兵回到家乡，发现自己家没活人。由于他当过兵，见过些世面，他没有写信或去坐火车，而是一路上昼伏夜出，靠转业时带的干粮维持生命，直接告到中央。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四、短暂的喘息
六十年代初期，中央的确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希望给予放松对农民控制，按农民自己意愿从事生产活动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以毛泽东为首，造成几千万人饿死、工农业总产值下降百分之四十的“三面红旗”路线。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已经难以为继，只好由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