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临时工转正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甚至专门召开办公会研究了我母亲转正的问题，并派出了手工业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王进来线材厂考察。王进到厂里转悠了一圈，找干部职工谈话，结果所有的职工都众口一词地夸我母亲人品好，又能干，强烈要求给我母亲转正。王进一听，心里暗暗称奇，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即使是考察干部时他也没遇见过如此口碑好、上上下下都满意的人。王进回去以后，如实向局领导做了汇报。这样，我的母亲转正问题就一锤定音了。
这时遇到了一个难题：我母亲当临时工时就是借用别人的假户口，真实户口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农村，而且因为出嫁以后十多年不回家，户口已经被注销了。没有城市户口，是不能转正当工人的。幸运的是，当时我父亲在宣传队有个好朋友，叫吴运生，是铁Z局公安处的政治处主任，算是个不小的官，有点面子。那时铁Z局是个流动单位，流动到哪里，户口就落到哪里；每次转移，户口都要迁走。户口迁移的次数多了，难免有迁错和漏掉的情况，好在铁Z局单位大，级别高，一般小县城的公安局也就通融了。铁Z局在山西黎城县（「注」今属山西省长治市管辖）有个基地，其中有位工人家属叫“段云霞”，本人的户口已经迁走了，但当地公安局销户时却漏掉了。吴伯伯在公安系统内部工作，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于是派了局公安处的两个同志到黎城县启“段云霞”的户口。我的父亲、母亲招待那两位公安同志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当晚，两位公安同志就开着吉普车奔赴黎城县，两天后就把户口给起回来了。吴伯伯又出面找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太谷县公安局的一位股长李××帮忙，把“段云霞”改成“张云霞”，在太谷县落了户。落户时李股长还纳闷，说光听说过改名的，怎么还有改姓的？吴伯伯一笑，嘻嘻哈哈地说当时写错了，李股长也就没有深究。就这么着，我的母亲在忍受了二十六年的户口歧视之后，算是当上了城里人。当时我已经记事了，起户口时请客的情景，还有那两位穿着蓝色公安服的叔叔，我还依稀记得。
不过，我母亲刚转正时，引起了很多临时工的嫉妒。当时厂里还有不少临时工，有些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在线材厂的前身“织箩社”干临时工了，二十年了还没转正；有些是线材厂职工的家属，自认为更应当转正。我母亲深知自己的转正肯定会引起他们的嫉妒，故而转正后一点架子也不摆，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和气，还经常不辞辛苦地替他们干活。等我母亲到了财务以后，由于厂里经营形势不错，母亲就在厂办公会议上为这些临时工说话，提出厂里有钱了，临时工干活也很辛苦，最好也能享受公费医疗、劳保福利、工伤补助、副食补贴等等。当时谁都没把临时工的福利当成回事，我母亲这么一说，大家也都点头称是。经我母亲的努力，线材厂的临时工除了退休待遇这一条以外，其余的一切待遇都和正式工一样了。这件事以后，那些原本对我母亲有意见的临时工都非常感激我母亲，把我母亲看成能够为他们说话的贴心人。
我的母亲转正以后，我们家便成了令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并且家中只有两个孩子，因此家庭条件明显改善，在当时工人家庭中已经算好的了。母亲还把我的外婆从农村接来，一是享几天福，二是带我和姐姐。由于铁Z局是流动单位，职工的家属大多是没工作的。那时也不怎么太提倡计划生育，因此工人的子女也很多，有两个孩子的都是稀罕事，有三、四个孩子很正常，最多的一个工友有十四个孩子，吃饭时家在用枕木钉成的大桌子旁，排成两列，像开公共食堂，他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大概在此前后，我们家还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住在农学院的唐叔叔一家。唐叔叔是四川人，学机电的，本来在南京机场任工程师，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送到太谷来改造，在太谷县农机厂当技术员。他的妻子是个好人，原先在南京一所大学教书，丈夫出事时两人刚结婚不久，也没有跟他划清界限，反而跟着他来到太谷，就在山西农学院当老师。他们有二女一子，老大是女孩，叫小京，老二也是女孩，叫文文，老三是个男孩，就叫小三。当时小京已经十四五岁了，喜欢拉小提琴，通过熟人介绍找着我父亲，于是两家人便如亲戚一样来往起来。到了一九八○年，老唐落实政策，搬走了。临走前领着老婆孩子到我们家道别，恰好我和姐姐都在农村，母亲也出差去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家。当时我父亲刚买了一本《三毛流浪记》，见小三在那里看得挺带劲，就对他说，也没什么好送给你，这本书就拿着吧！小三一听，高兴得要命。他们家搬走以后，还经常来信，得知小京这孩子挺有出息，考上了大学，后来还到美国留学去了。
一九七四年，我们家原来的房东因儿子成家，下了逐客令，于是我们只好搬到了太谷县城东关大队。我们家的新房东叫王二小，成分是贫农，即便是这个“贫农”家里，房子也是气派的四合院。当时没有自来水，我父亲每天晚上下班都推着汽油桶改装的水车到几华里以外的火车站打水，水里总有一股浓浓的汽油味。当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