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公子哥乘着酒兴，说咱们把那老东西手表抢过来如何？于是就上去把那老头子抢了。这帮人不走运，没多久遇到“严打”，被抓起来了。领导们有权有门子，几个公子哥关了一些日子也就没事了。别看平时领导们的公子跟老赵的儿子一起厮混，这个时候就看出真正的差别：最后轮到老赵的儿子当了替罪羊，判了个“抢劫犯”给枪毙了。
当时还有点“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味道，一九八三年我上初中，刚开学，每天上学的路上就发现张贴着不少法院的布告，基本上都是枪毙的；还见过一次游街，由戴墨镜、口罩的警察和武警坐着汽车押送那些插着亡命旗的罪犯去刑场。在这种“从严、从重、从快”的大形势下，免不了产生一些冤假错案。太谷线材厂也有一个青年临时工胡××因为“强奸幼女”而被枪毙了，据说是因为看了黄色手抄本走上邪路的，当时二十一岁。几年以后，这个人的罪又被法院给“纠正”了，又说他没有“强奸”，只算是“猥亵”；还有一个国营理发店的三十来岁的寡妇，因与一个男人私通，被当作“流氓罪”判了几年，在看守所里面把她打得死去活来，指头都残废了。我小的时候，她还给我理过发。
几乎与“严打”同步，国又开始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中学里重点是黄色手抄本、黄色图片、封建迷信用品等。我的一本课本的书皮是用画报包的，上面有意大利影星索非亚·罗兰的照片，也被老师收了去当“黄色照片”给处理了。后来才知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主要是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株大毒草的，而那些“黄色照片”和手抄本，则是顺便拔除的小毛毛虫。可以说，当时我国还远远没有到“法治”的地步，政治运动的余味还没完褪去，每一次运动都会出现扩大打击面、运动过火等现象，也总有一些人做了不走运的牺牲品。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一、勤劳致富
随着政治狂热的消退和政策的放松，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人们渐渐地开始琢磨起挣钱来。可是连续几十年的折腾，家家户户都是一穷二白，没有资本，因此那时的挣钱只有两条：要么投机取巧，靠坑蒙拐骗白手起家；要么勤劳致富，一点一滴地积累家庭的财富。
最早开始的致富门路是养君子兰，当时谣传说养一盆君子兰可以卖几千、几万元。于是，当时的工人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就是养君子兰，到哪里买君子兰，到哪里卖君子兰。后来，还真有人来家属院，出几千块钱的价钱买君子兰。有几户家里养着君子兰的，此时都神气起来，见了人们就吹有人出几千，甚至几万买自己那盆君子兰，可都不卖，等等，还会再涨价的。我的父母当时没有养这玩意，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就这么一盆破花，竟然能比他们半辈子挣的工资还多。后来君子兰的传闻渐渐过去了，那些养君子兰的人开始着急起来，几百块钱就卖，可还是卖不出去。前不久过春节时，我去花市买花，第一次见到君子兰，一盆只卖几十块。
君子兰风波结束以后，又谣传有一种新的致富方法——饲养蚯蚓。当时，太谷县东门外有几个人租了几间房子，办起了蚯蚓饲养场，按每份三十元的价格出售一种叫“大平二号”的蚯蚓种，说等繁衍多了他们再收购出口日本。母亲从街上拿回来的宣传资料上说，日本人爱吃蚯蚓，还可以做药材。当时人们都很老实，看到白纸黑字盖着红印章的宣传资料就深信不疑。一段时间内，我们整个铁Z局家属院里和太谷线材厂，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蚯蚓。我母亲也相信了那宣传，加入了养蚯蚓的行列，和几个工友一起狠狠心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元买了一份，拿回来后像关心孩子一样照顾它们。
蚯蚓喜欢在松软的有机物里生长，于是一下班，我的母亲就上街拾马粪，回来以后把臭气洗干净，剩下松软而洁净的马粪纤维给蚯蚓铺上；蚯蚓喜欢潮湿和高温，于是我母亲不停地向马粪上撒水，把屋里烧的暖暖和和，那时我夜间起床解手，总是看见我母亲在伺候蚯蚓；蚯蚓喜欢吃腐烂的水果，我母亲就跑到果品公司买人家处理或者扔掉的烂水果。我们家养的蚯蚓长得特别的好，不断地繁衍增殖。这时还有很多邻居、工友想养蚯蚓，找我们家买，母亲就以比街上便宜三分之一，每份二十元的价格卖出去。
很快又证明，养蚯蚓是一种骗局，东门外那个蚯蚓饲养场也在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当时人们都还很穷，一份蚯蚓二十块钱损失了也都很心痛。母亲不忍心看到人家受损失，就把卖给私人的那些钱又退了回去。不过，由于我们家养得早，蚯蚓繁殖快，最后一算，整体上还是赚了八百多块钱。据说有些地方有些人借了上万元购买蚯蚓，最后赔进去了，还不了债，自杀的都有。
由于自小受苦受惯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投机取巧，挣个巧钱的想法。那时她在太谷线材厂财务股，经常到银行取工资款，一取就是上万。万把块钱现在就是薄薄的一叠，可当时最大的币值是拾元的，一万多块就能装满一个提包，对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来说，也算是天文数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