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从来没有产生过什么挪用的想法，一切都靠自己那几十块钱的工资起家。那时每天厂里都有来拉铁丝的汽车，我的母亲每天中午就和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一起往车上装铁丝，把一盘二十五公斤重的铁丝从仓库里扛上百米开外的汽车才一分钱，每天中午少的时候装个三、四十盘，挣几毛钱；最多的一天装一百六十盘，挣一块六毛钱。装完铁丝，还要赶回家里给我和姐姐做饭。当时厂里一般工人都是三、四十块钱的收入，而我的母亲每天靠装车，每个月总能获得比人家多上三分之一的收入。
后来有一段时间，太谷县外贸公司搞来料加工的劳动保护手套业务。加工一副手套，工钱是三分钱。我的母亲从外贸公司领回原料，下班回来就没日没夜地踩缝纫机，一天可以做几十副手套，挣一块多钱。
我们家住在家属院最外围，因此临街。到了一九八四年以后，家里渐渐宽裕了，于是就把临街的院墙拆了，盖了一间小房，开了个小小的副食日杂商店，还起了个字号“宝华德”。母亲在厂里人缘好，盖房子时好多工人来帮忙，招待一顿饭就成了，连钱都不要。当时的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只有五百元，一天销售额多的时候几十元，少的时候只有一块多，碰到天气不好，一天不发市的情形都有。每当进货时，我的父亲母亲就拉一辆架子车，到离家很远的副食品批发公司去。后来我们家旁边又开了一个比较大的公家商店，我们的小商店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就关门了。剩下来不少的罐头、饼干，足够家人吃了几年。
后来，随着国各地经济建设的开展，对建材的需求量极大，铁丝开始紧俏起来，价格直线上涨。当时，工厂是公家的，生产出废品以后，就直接扔掉或者卖给废品收购站了。我的母亲看准这一机会，就从工厂里买了许多锈头（「注」锈头是指那些因为拉丝不直，而导致铁丝绞成一团无法使用的废品），回来加工。每天晚上，我的母亲在我们写作业和看电视时，就和父亲一起挑灯夜战，用手和耐心清理乱如麻团的锈头，再把它一一理顺，经常一干就到深夜。那几年，我的母亲每天眼睛都熬得通红，以至于我都有了错觉，以为她一直都是红眼圈。锈头是以废铜烂铁的价格买回来的，等清理完毕，就以成品价格的一半卖出去，中间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当时铁丝紧俏，价格又高，很多消费者买不到铁丝；碰到这样物美价廉的铁丝，一时间买者若鹜，门庭若市。
拔锈头的生意，我的母亲做了三年，后来算帐，总共净挣了三万多块钱。在当时，三万块钱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于是我的母亲就不敢再干了，因为她以前实在是被整怕了，怕政策变。这挣到的三万多块钱经过后来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以及给我的外婆求医治病，料理外婆外公后事，供我和姐姐上学，给我姐姐买城市户口，到了一九九一年就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了。
由于以往政策朝令夕改，说变就变，我的母亲在做拔锈头生意的时候，尽管是她的血汗钱，但也始终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害怕向任何人露富，即便是我的父亲，当时也不知道家里究竟有多少钱。
一九八四年，我的母亲被调动到太谷线材厂供销股。当时线材特别紧俏，厂里一些领导和工人就结成了一个团伙，偷工厂的钢材和铁丝卖。他们还找我的母亲，试图也让她入伙。我的母亲是个诚实的人，觉得很为难：如果检举这个团伙，那实在对不起自己良心，因为正是这些人，在我们家最困难时候帮母亲转了正；如果不检举，那么势必为法律不容。权衡再三，我的母亲只好提出调离申请。
当时，我母亲的调离申请在厂里成了爆炸性新闻。那时厂里效益非常好，我的母亲干了那么长的临时工，吃了那么多苦，熬了那么久，好不容易转正又节节高升到了别人视为“最肥”的供销股，人人都眼红着，去了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要调离走，别人都觉得莫名其妙。许多当年的老领导、老工友都来劝，可母亲铁了心就是要走。我的母亲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就是估计到厂里这么搞下去，迟早要出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