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不参与分赃和盗窃，单单是“供销”这个岗位，就会让人有嘴也说不清。即使真没什么事，公安局传唤一两回，那在这个小县城里，好名誉就算丢了。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我母亲眼光的长远。我母亲调走两年以后的一九八六年，该厂案发，其实是厂领导班子间闹矛盾，把另一派给告了。整个领导班子、供销、财务被一锅端，三百人的厂，被牵连进去的就有将近一百个，被判刑的有好几十个。其实，那些人也没弄到多少钱，多的几千块，少的几十块，真是不值得。从此，线材厂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曾经有一段时间，厂里有些老职工来家里想请我母亲回去当厂长，带领厂子走出困境。当时，我母亲虽然有些动心，但又觉得那些当年的老工友们如今抓的抓，死的死，人心已经散了，即便是自己回去也无能为力，也实在不想回那个令她伤心之地了。后来，线材厂在九十年代房地产热的时候又靠贷款红火了两天，但厂领导一心为私，人心涣散，没过多久就破产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二、小平你好
一九八四年国庆前夕，我父亲在宣传队里的至交，局公安处政治处主任老吴不幸被一个寻仇的民警杀害。当年我母亲转成城市户口，靠老吴帮忙，父母对老吴非常感激，得知老吴牺牲的消息，二人哭了一场。后来知道，老吴牺牲时和另外三个民警一起开会，住在一间招待所里，老吴和一个民警住里间，另外两个民警住外间。半夜，住在外间的一个民警，因与另一个民警有仇，就起来拿出手枪来将正在熟睡的那位民警打死。老吴听到枪声，就起床到外屋看怎么回事，一看，那个凶手拿着枪站在房间里。老吴大喝一声：“你干什么，找死？”谁知那凶手已经杀红了眼，索性一枪把老吴打死。住在里屋的另一位民警机灵，一见是这个情况就翻身躲到床下，顺手把手枪拿在手里。凶手冲进房内，又朝这位民警睡的床连开两枪。这位民警就以床为掩护，与凶手枪战。对射了几枪以后，凶手退回外间，接着一声枪响，凶手吞枪自杀了。后来，人们都说老吴在死前有征兆，因为那天白天原来宣传队的同事请老吴喝酒，也请了那几个民警，被首先打死的那位民警没什么文化，敬酒时胡乱用词：“来，各位生前好友，喝！”结果当天晚上，这句话就不幸应验了。
时值一九八四年的国庆，当时改革开放搞了几年，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因此当时国上下一片欢腾。通过电视，上初中二年级的我第一次看到了国庆阅兵场面，看到邓小平检阅部队，也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的“小平你好！”标语。那一年的阅兵，虽然没有山呼万岁、没有狂热的个人崇拜，但人们饱满的精神状态，那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笑容，使我第一次隐隐有一种自豪感。而到了一九九九年搞阅兵的时候，我却没有这种感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国庆第二天，我的父母就领着我和姐姐上了趟省城太原，一是参加老吴的追悼会，二是领着我们俩买几件象样的衣服。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刚从小县城出来，觉得三层楼都算高楼大厦的我，一下汽车，数着迎泽大街上十三层高的“云山饭店”，眼都花了。小孩子不懂大人之间的事，因此也没有为吴伯伯的去世难过。后来，父母领着我们上街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当时体验到的那种兴奋和快乐，真使我终生难忘。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三、外婆去世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们家里生活条件明显好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不再吃玉米、高粱了，天天吃上了白面、大米，也经常有肉吃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家的舅舅来了信，说外婆病重了。我的母亲接到信以后，决定回家看看，同时把外公、外婆接到我们家来享享清福，他们算是苦了一辈子。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慈祥和善良的人，不但勤劳节俭，而且对后辈和亲人非常无私。前面提到过，在“粮食关”时期，为了让外公能够活下去，她把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食物还要匀出一份来给外公，自己却险些饿死，这在当时村子里是少见的。相比我的祖母只要来信就向子女要钱，而我的外婆无论生活多艰难，从来也不主动向子女开口。在我在滑县老家住期间，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凡是收到子女孝敬的点心、糖果等东西，外婆都自己舍不得吃，部给了我和姐姐。以至于年少不懂事的我都养成了习惯，有一次外婆尝了一口味道，我竟然说：“姥姥，怎么偷吃我的点心哪？”外婆对我的疼爱，对我的一生人格的形成影响巨大。
我前面提到过，我的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作风轻浮。我的舅舅与舅妈是大跃进时结婚的。舅妈年轻时长的还不错，当时我的舅舅在河南信阳一家工厂上班，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就有媒人介绍认识了我舅妈。舅舅在匆忙中见过舅妈后觉得还可以，二人就结婚了，几天之后舅舅就回信阳上班去了。但是逐渐地舅舅就发现了舅妈的缺点，于是产生了离婚念头。无奈那时政治空气越来越浓，舅妈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