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巴乔夫本人的命运给予关注与同情，又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能够结束混乱、恢复秩序寄予某种期待。
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很多合理成分，至今仍然被我所接受。任何熟悉本人观点的人都不难发现：我的观点与戈尔巴乔夫有很多接近之处。这一点我从不否认，尽管戈尔巴乔夫已经被作为历史罪人遭到很多人无情的批判与嘲弄。在中国，很多以前以污蔑、诽谤苏联为能事、甚至公然引刀相向的冒牌社会主义者转眼间摇身一变，一个个居然变成为苏联解体痛不欲声、呼天抢地的“苏联卫士”，恨不得把戈尔巴乔夫描绘成一个钻到苏共内部的叛徒、特务、内奸、工贼。是的，这些人就是这样，非常善于痛骂已经倒台的人物，非常善于向落到井里的人丢石头，也非常善于向一堵本已倒塌的墙再踹上一脚。
遗憾的是，“八·一九”事件不但没有挽救苏联，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进程。“八·一九”以后，越来越走向没落的苏联国运，我越来越忧虑，然冲走了高考上榜给我带来的喜悦。从此，苏联的解体成为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和永远的痛楚。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一、梦想破灭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我父母送我到武汉市Z大学报到。临上火车之前，女友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千叮万嘱要我一定等着她，我也含泪答应了。等到火车开动，女友向我招手告别时，她的眼泪又刷刷地流了下来。见此情景，我的鼻子也一阵酸楚。
当时山西太谷到武汉没有直达火车，必须在太原转乘太原开往郑州的二八八次列车，再到郑州转乘京广线南下的列车。我父亲从办事处开出了铁路免票，从太原到郑州要到了卧铺，但到了郑州就没有这个关系了，只好挤乘北京开往南宁的五次特快。我在郑州火车站等车时，买了一份当天的《参考消息》，其中有一篇文章预测：半年之内苏联必然分崩离析。看了这篇文章，我心里非常难受，压根儿就没有了上大学报到所应有的那种快乐。
那时京广线上的火车客运非常紧张，五次特快又不实行程对号，故而车厢爆满。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卫生间里，完动弹不得。当时我身边站着一个扎小辫的年轻人，身上穿了一个背心，上面写着：“千万别爱我”。我看了看，弄不懂他穿这个背心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文化衫现象”。
按理说，武汉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特大城市，特别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角色。因此，在我的幻想中，武汉应当是一个很气派的大城市，至少要比太原市强很多。然而火车走着走着，来到一片破破烂烂的棚户区，半天也没走完。当时我还挺纳闷，心想这是哪个县城啊，怎么这么大。结果，火车一停父母就招呼我下车，说汉口已经到了。我疑惑地下了火车，看看周围的破烂棚户，别说太原，连榆次市都不如，还有些不信，怕他们下错了地方。当时汉口新火车站尚未启用，所以汉口站还是一百年前租界遗留下来的东西，好象是比利时人建造的。因为缺乏维修，建筑早就破烂不堪，显示出一片衰败景象。当看到站牌上的“汉口”两个字时，顿觉眼前发黑，心想完了，这四年要在这堆破烂里度过了。
武汉有个东湖，比杭州的西湖要大好几倍，风景也非常优美，只可惜缺乏人文景观，比西湖名气差远了。东湖边上有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别墅群，是毛泽东每次到武汉的下榻之处。毛泽东一生对武汉情有独钟，总是喜欢到武汉来住住，还畅游长江。别墅群里立了一块牌子，上面说这个别墅群一九六二年竣工。后来一九九七年我去杭州出差，导游也说西湖也有毛泽东的故居，还有一条地道通到杭州市区。
解放初期，我大伯一家落户到了武汉，到一九九一年时几个子女也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我的堂兄，也就是大伯的长子比我母亲还大两岁，在长江航运管理局当工人。堂兄的妻子是他在新疆建设兵团插队时认识的，是一个回族阿訇的过继女儿。我的堂嫂故乡原本在宁夏，一九六○年大饥荒时期，家步行逃荒到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