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沙漠里,堂嫂的亲生父亲又累又饿病倒了,就对家人说,别管我了,你们要是再带着我这个累赘,一个也走不出这沙漠。妻儿老小含泪告别了这个无私的父亲,继续逃荒到了新疆,堂嫂从此再没见到过自己的父亲。到了新疆以后,堂嫂的母亲改嫁给当地回族的一位阿訇,定居下来。后来我堂兄、堂嫂都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这么认识并结婚了,到七十年代末二人返回武汉落户。

    此时,我堂兄就住在离汉口老火车站不远的粤汉码头。我父母领着我到了堂兄家,一是跟久违的亲人见见面,二是把我介绍给堂兄认识一下,以便以后有个照应。堂兄一家三口当时住在一幢属于部队的老式楼房的亭子间里,面积还不到十平方米,房子的高度只有两米,个子高点的人进去都要低着头。我的堂兄见到我们来了,也很高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就笑了,说咱们老国家的人长得可真像,个个都是标准的国字脸。

    在堂兄家住了一两日,我们一家就到位于武昌紫阳路的Z大学报到了。一进校门,我就大呼上当:这所大学面积充其量不过二百亩,里面挤满了五十年代兴建的苏式简易楼房。到体育馆前的接待站报到时,看到旁边贴了一张告示,说接到上级通知,学费由每年一百二十元上调为二百二十元。于是,等我父母交足了学费、给我留够了生活费后,身上已经没钱了。但他们没和我说,把我安顿好以后就走了。我本来要送他们去火车站,但走到学校门口母亲说,别送了,回去收拾一下,认识认识新同学吧。我站在门口目送自己的父母,母亲扭过头来,又挥了挥手说,去吧,去吧。我这才扭头回去,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们因为没钱住旅店,就在武昌火车站的长凳上坐了一夜,幸亏有铁路免票,第二天才坐上火车。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二、军训琐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军训”成了给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们下马威的最好手段。开学典礼过后不久,我们被学校拉到位于武汉关山的一个部队靶场去军训。应当说,一开始我们还是很新奇的,因为很多男孩子都从小梦想着穿上威武的军装、为祖国建功立业。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套学生军装,我们立刻就兴高采烈地穿着它上街。走到长江大桥时,守桥的武警战士看着我们虽然穿着军装,但戴的帽徽、领章都跟他们不一样,跟“老野”(「注」武警部队官兵对野战军的称呼)也不一样,以为我们是新成立的军种,还跑来问我们的番号。

    出发那天,我们被通知要步行走三十三华里到军营。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那天晚上八点我们举行了誓师大会后准时出发,高举着“Z大学军训团”的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出了校园。我抬头看到高年级的学生们趴在临大街的三十八号楼的宿舍窗户上、楼顶上、阳台上向我们喝彩,他们有的敲洗脸盆,有的燃放鞭炮,有的高声尖叫、吹口哨。当时我们都以为他们是出于热情送别我们,一年以后当我也和他们一样冲着九二级学生高声尖叫时,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发泄,夹杂着自己的苦闷、压抑以及对这些幸运的不幸者的同情的发泄……

    只走了五、六公里以后,我们队伍的队型逐渐混乱起来,好多人陆陆续续地掉队了。等到走了一半的路程时,我们已经完成为散兵游勇了。但是我没有放弃,当钢铁军人的梦想支撑着我不停地往前走啊,走啊……直到凌晨一时到目的地。我两腿发酸,脚踝像折断了一样的疼痛。这种疼痛几乎伴随了我整整两年,我猜想脚踝一定受到了损伤。后来才知道,学校早就为本地官员子女和学校教工子弟准备好了大客车,他们只假模假样地走了几步路就纷纷以车代步了。还是应了那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男生营房里没有床,大家都直接睡在地上铺着的稻草上。参加军训的一千多名学生组成了一个“军训团”,以系为营,专业为连,班为排。我记得我所在的班的番号似乎是“三营一连五排十八班”,教官都是驻守南湖机场的武警部队官兵。我们的排长姓陈,湖南农村来的,是个跟我年纪相仿的新兵,比较淳朴,和我们关系很好。但是我们同连的一排长是个老兵痞,也是湖南人,长着一副鹰钩鼻,上士军衔,成天歪戴个帽子,动不动就打学生,骂脏话。一排长有个绝活:能够一句话骂出三个脏词儿,比如“你他妈给老子站直啊我操!”之类的。后来搞阅兵时,连都归他指挥,我也挨了不少棍子和辱骂。男学生挨打,可女学生吃香,教官们常常“手把手”交女生动作,晚上待在女生寝室不走。当时男女生寝室是面对面的两座大楼,一到这种时候,我们男生就趴在窗户上朝女生那边起哄。

    当时的年轻人,一般都是成绩好的上大学,成绩差但有门子的去当工人,既上不了学又上不了班的就当兵,以求入党提干,或者在转业时安排个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里流传着一句话“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那些当兵的多多少少都对这些大学生们有些嫉妒情绪,